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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不知是何种缘故，黄宗羲此一答书当时并未发出，而是存诸书箧，直到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故世之后，始由其子百家辑入《南雷文定五集》之中。
[9]尽管如此，《刘子节要》一书对黄宗羲的刺激毕竟太大，从而激起宗羲整理刘宗周遗书，结撰《蕺山学案》，表彰其师为学宗旨，为师门传学术的强烈责任。
至迟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秋，《蕺山学案》（一称《刘子学案》）的结撰业已完成。
是年秋，汤斌主持浙江乡试行将结束，黄宗羲遣子百家携手书并《蕺山学案》稿赶往杭州拜谒，敦请汤氏为《学案》撰序。
返京途中，汤斌有答书一通奉复，据称：“承命作《蕺山学案》序，自顾疏漏，何能为役？然私淑之久，不敢固辞。
目下匆匆起行，不敢率尔命笔。
舟中无事，勉拟一稿请教，得附名简末，遂数十年景仰之私，为幸多矣。”
[10]翌年，汤斌又从京中来书，有云：“去岁承乏贵乡，未得一瞻光霁，幸与长公晤对，沉思静气，具见家学有本，为之一慰。
《蕺山先生文录》承命作序，某学识疏漏，何能仰测高深……《文录》、《学案》何时可公海内，早惠后学，幸甚幸甚。”
[11]同年，黄宗羲同门友人董玚亦应请为《刘子学案》撰序，据云：“梨洲黄氏有《刘子学案》之刻，属瑞生序……黄子既尝取其世系、爵里、出处、言论，与夫学问、道德、行业、道统之著者述之，而又撮其遗编，会于一旨。
以此守先，以此待后，黄子之有功于师门也，盖不在勉斋下矣。
世有愿学先师者，其于此考衷焉。”
[12]
就今天尚能读到的历史文献而论，黄宗羲当年所辑《蕺山学案》，虽然已经完成，且请汤斌、董玚二人分别撰序，但是该书并未刊行，宗羲即把精力转到《明儒学案》的结撰中去。
从《蕺山学案》到《明儒学案》，其间的历史故实，若明若暗，有待梳理。
（三）为故国存信史
诚如上节所言，黄宗羲著《蕺山学案》，其实是要解决刘宗周学术宗旨的准确把握和蕺山学派的传衍问题。
至迟到康熙二十年秋，这一愿望应当说大致已经实现。
然而，就在《蕺山学案》临近完成之际，一个较之更为突出，且关乎有明一代历史和学术评价的问题，被历史进程尖锐地推到了黄宗羲面前。
这就是官修《明史》的再度开馆和王阳明、刘蕺山学术的历史地位问题。
入清之初，清廷沿历代为前朝修史成例，于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始议编纂《明史》。
五月，设置总裁、副总裁及纂修诸官数十员，是为《明史》馆初开[13]。
之后，迄于康熙十七年（1678），资料短缺，人员不齐，馆臣顾忌重重，无从着手，史馆形同虚设。
康熙十七年正月，诏开“博学鸿儒”
特科。
翌年三月，经体仁阁集中考试，所录取之一等20人，二等30人，俱入翰林院供职，预修《明史》。
五月，任命徐元文为《明史》监修，叶方蔼、张玉书为总裁，是为《明史》馆再开[14]。
十九年（1680年）二月，徐元文疏请征召黄宗羲入馆修史，“如果老疾不能就道，令该有司就家录所著书送馆”
[15]。
疏上，获清圣祖认可，责成浙江地方当局办理。
之后，黄宗羲虽然并未应诏入京，但是他晚年的著述生涯，却从此同《明史》纂修紧紧地联系起来。
康熙二十、二十一年冬春间，由史馆传来关于拟议中的《明史》纂修凡例，馆臣专就其间争议最大的理学四款，征询黄宗羲的意见。
第一款以程朱理学派为明代学术正统，主张《明史》纂修“宜如《宋史》例，以程朱一派另立《理学传》”
，入传者依次为薛瑄、曹端、吴与弼、陈真晟、胡居仁、周蕙、章懋、吕枏、罗钦顺、魏校、顾宪成、高攀龙、冯从吾等1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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