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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点，外庐先生说：“明清之际，中国封建社会在它解体过程中所表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阶级关系上表现为农民求解放的利益，以及代表市民反对派的利益，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之矛盾。
当时的启蒙思想，通过政治、法律、道德等方面的折射，正反映出这个时代的社会图景及其矛盾。
清王朝的统治使这样基本矛盾之上更添加了民族的矛盾，因而历史的发展沿着更缓慢的途径前进。
在清初的大破坏时期和康熙后期若干年的相对安定时期，民族的压迫都使中国历史蹒跚不前。
但这并不是说，清王朝一系列的镇压政策和统治阶级的主观愿望，就能长久阻止客观历史的前进。
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经济就呈显了复苏的景象，它有了恢复，甚至也有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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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学术思想的演进，必然地要受到社会发展水准的制约。
外庐先生认为：“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交错的。
从整个形势来看，这时清朝封建统治势力占有相对稳定的统治地位。
从发展上看，这时资本主义的幼芽、市民的力量、农民的反抗活动，则是在不可阻遏地生长着。
这种历史形势反映在当时的思想界，就是一方面有专门汉学之统治地位的形成，另一方面则有戴震、汪中、章学诚、焦循等人的哲学思想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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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16世纪中叶以降，尤其是18世纪迄于19世纪初叶国情的研究，外庐先生得出了他观察18世纪中国社会的结论，这就是：“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并不是所谓太平盛世。”
[7]外庐先生将中国历史置于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之下，深化他的论证，进而指出：“尽管十六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具有若干资本主义的萌芽因素，但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自然经济依然是支配的倾向。
在十八世纪的世界市场形成的时候，中国社会缓慢的变化还是远远落在世界风暴之后面。”
[8]惟其如此，稍后的鸦片战争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就不是突如其来的。
关于这方面的意见，外庐先生谈得十分清楚，他说：“如单从中国内部来看，自十八世纪末起，社会危机已经尖锐地暴露出来。”
[9]又说：“鸦片战争及其所产生的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不是突然而来的，相反地，在鸦片战争以前几十年间，中国已经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之下进入破产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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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页。
[2]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页。
[3]同上书，第26页。
[4]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第393页。
[5]同上书，第393—394页。
[6]同上书，第403页。
[7]同上书，第623页。
[8]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第623页。
[9]同上书，第625—626页。
[10]同上书，第6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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