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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于积威，遂莫敢谈。
不徒莫之谈，盖亦莫之思，精神意气，一注于古经籍。
本非得已，而习焉忘之，即亦不悟其所以然。
此乾嘉经学之所由一趋于训诂考索也。”
[4]
侯外庐先生继诸位大师而起，博采众长，融为我有，复以其深厚的史学素养和理论功底，掩众贤而上，将研究向前推进。
在《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中，外庐先生辟出专章，对乾嘉汉学的形成展开了深入讨论。
一如前述，外庐先生的讨论，首先从对18世纪中国社会状况的剖析入手，高屋建瓴，统揽全局。
这正是外庐先生超迈前哲的重大建树所在。
其次，是梳理学术演进源流，就清初诸儒的为学风格进行探讨，以论证阎若璩、胡渭、毛奇龄、万斯大、万斯同等人“汉学前驱者”
的历史地位。
如同钱穆先生一样，外庐先生不赞成谈乾嘉汉学而推祖于顾炎武、黄宗羲，他认为：“讲清代汉学历史的人，往往把汉学上推到顾炎武、黄宗羲。
其实清初大儒以经世之务为目的，以考据之学为手段，并无所谓汉学的专门研究。”
因此，外庐先生进而指出：“十八世纪的专门汉学，好像是继承顾黄等人的考据，事实上是把清初学者的经世致用之学变了质的。
专门汉学的前驱者，决不应当追源于顾黄诸人。”
[5]最后，则是将先前诸大师对学术与政治关系的论究推向深入，从而直接回答乾嘉汉学的形成问题。
关于形成乾嘉汉学的直接原因，外庐先生的着眼点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相对稳定，二是清廷的文化政策。
他说：“到了十八世纪，所谓汉学成为风靡一时的专门之学。
这和清封建统治势力之进入相对稳定时期有密切关系，特别是和康熙以来的反动文化政策有密切关系。”
[6]两者相比，外庐先生尤为重视第二方面的原因。
为此，外庐先生提出了如下的大段论证文字：
康熙以来的反动文化政策，比元代统治的手法圆滑到万倍。
一方面大兴文字之狱，开四库馆求书，命有触忌讳者焚之（见章炳麟“检论”
卷四“哀焚书”
）。
他方面又采取了一系列的愚弄政策，重儒学、崇儒士。
这不但表现在康熙十二年荐举山林隐逸，十七年荐举博学鸿词，十八年开明史馆，而且表现在其指导理论，打击当时新兴的“经世致用”
之学。
如十二年上谕命编“太极图论”
，十六年亲制“四书解义序”
，五十一年上谕朱子配享孔庙，以及选任大臣多理学名家等等。
然这不是唯一政策，也不是如梁启超说的“在朝理学与在野汉学形成了一个对峙”
，反而在康熙时代已经有“图书集成”
的编纂，至雍正三年告成，书凡六千一百零九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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