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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响应清廷的上述重大文化决策，倡导朱子学说，端正士习，振兴学术，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十一月，江苏巡抚张伯行在苏州府学东建紫阳书院。
翌年三月，书院落成，张伯行撰文昭示书院宗旨，据称：“学者之所以为学，与教者之所以为教，当以紫阳为宗，而俗学异学，有不得而参焉者矣。
不佞乐与多士恪遵圣教，讲明朱子之道而身体之，爰建紫阳书院。”
[2]这就是说，苏州紫阳书院创建之初，秉承宋明遗风，是一个以朱子学为宗尚、讲求身心性命之学的所在。
然而不过短短十年过去，雍正元年（1723年），江苏布政使鄂尔泰重修紫阳书院，其后书院的教学内容，已然发生变化。
据《鄂文端公年谱》记：“每会课于紫阳书院之春风亭，与贤卿名士互相唱和，时集数十百人。
而四方从游，公余少暇，辄与论经史，谈经济，多前贤所未发。
学者无不倾心动魄，恨闻道之晚。
公乃分为古今文集，俱题曰《南邦黎献》。”
[3]足见先前紫阳书院讲求的身心性命之学，迄于雍正初，已经渐为诗文唱和、论经史、谈经济所取代。
关于苏州紫阳书院风尚的这样一个转变，20世纪30年代，柳诒徵先生撰《江苏书院志初稿》有过如下精当总结：“鄂尔泰与苏之绅耆，及一时召集之士所作之文若诗，汇刻为《南邦黎献集》。
书院之由讲求心性，变为稽古考文，殆以是为津渡。”
[4]
沿着这样一条变迁路径往前走，经历雍乾间政治风云的起伏，至乾隆初叶，苏州紫阳书院遂摆脱心性之学的讲求，成为“以古学相策励”
的学术重镇。
乾隆十四年（1749年），青年才俊钱大昕由嘉定来苏州，入紫阳书院求学，时任院长为王峻。
据事隔46年后钱大昕所追忆：“予年二十有二，来学紫阳书院，受业于虞山王艮斋先生。
先生诲以读书当自经史始，谓予尚可与道古，所以期望策厉之者甚厚。
予之从事史学，由先生进之也。”
[5]大昕自编《竹汀居士年谱》亦记：“巡抚觉罗樗轩公雅尔哈善闻予名，檄本县具文送紫阳书院肄业。
时侍御王艮斋先生为院长，阅居士课义诗赋论策，叹赏不置。
曰此天下才也。
自是课试常居第一。
青浦王兰泉、长洲褚鹤侣、左莪，及礼堂、习庵皆在同舍，以古学相策励。”
[6]谱主曾孙庆曾于该条注云：“先是王少司寇肄业紫阳书院，与王光禄同舍，始知公幼慧，有神童之目。
及院长询以今日人才，则以公对。
院长转告巡抚，巡抚喜甚，招公至院，试以《周礼》、《文献通考》两论。
公下笔千言，于是惊异，院中诸名宿，莫不敛手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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