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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从惠栋、戴震到钱大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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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乾隆初叶的古学复兴潮流中，江南诸多中心城市并非彼此孤立，互不关涉，实则一代又一代学人在其间的往还，已然使之相互沟通，连为一体。
正是众多学人的执著和敬业，共同促成了经史古学的复兴和发皇。
以下拟略述后先接武的三位大师之相关学行，以窥杰出学人在其间所付出劳作之艰辛。
我们所讨论的三位大师，一是惠栋，二是戴震，三是钱大昕。
三人之中，惠栋最为年长，生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戴震其次，为雍正元年（1723年）生人，而钱大昕最少，生于雍正六年（1728年）。
就年辈论惠栋是长者，戴、钱皆属晚辈。
乾隆九年（1744年），惠栋著《易汉学》名世，成为兴复古学的杰出先行者。
是时，戴、钱俱尚在孜孜寻觅治学门径。
十四年，钱大昕求学紫阳书院，因之尊惠栋为“吴中老宿”
，且慕名登门拜谒。
事隔43年之后，年近古稀的钱大昕依然深情回忆：“予弱冠时，谒先生于泮环巷宅，与论《易》义，更仆不倦，盖谬以予为可与道古者。”
[1]二十一、二年间，大昕同窗王昶与惠栋同客扬州卢氏幕府，《易汉学》手稿即由王昶抄校。
此一抄本及惠著《周易述》大要，亦经王氏而传入京城。
所以彼时钱大昕自京中致书王昶，一是告：“惠氏《易汉学》，鹤侣（褚寅亮——引者）大兄现在手钞，此时尚未付还。
来春当邮致吴门，决不遗失也。”
[2]一是称：“松崖征君《周易述》，摧陷廓清，独明绝学，谈汉学者无出其右矣。”
[3]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冬，戴震旅京南还，途经扬州。
有幸在卢氏幕府同惠栋订交，当时情景，戴震记之甚明：“震自京师南还，始觌先生于扬之都转盐运使司署内。
先生执震之手言曰：昔亡友吴江沈冠云（沈彤——引者）尝语余，休宁有戴某者，相与识之也久。
冠云盖实见子所著书。
震方心讶少时未定之见，不知何缘以入沈君目，而憾沈君之已不及觏，益欣幸获觏先生。”
[4]三十年冬，戴震过苏州，晤惠栋遗属及诸高足，曾撰《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一文，以缅怀亡友。
文中高度评价惠学云：“先生之学，直上追汉经师授受，欲坠未坠，埋蕴积久之业，而以授吴之贤俊后学，俾斯事逸而复兴。
震自愧学无所就，于前儒大师不能得所专主，是以莫之能窥测先生涯涘。”
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戴震承惠栋训诂治经的传统，提出了“故训明则古经明”
的著名主张。
同时，又将这一主张与典章制度的考究及义理之学的讲求相结合，对惠栋学术作了创造性的解释。
他说：“松崖先生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故训，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确有据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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