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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致力于数学研究的同时，焦循还究心《三礼》，撰写《群经宫室图》上下31篇。
他又将诠释《毛诗》旧稿六度改易，订为《毛诗鸟兽草木虫鱼释》11卷。
这两部著述同他的数学诸作一道，成为焦循步入乾嘉之际学术界的成名作品。
如果说数学研究之所得，使焦循在人才如云的乾嘉学术界赢得了一席地位，那么他的《周易》研究，则使之卓然名家，一跃而跻身领先行列。
清代的《周易》研究，经过清初诸《易》学大师对宋儒《易》学的批判，迄于乾隆初叶，惠栋撰《易汉学》、《周易述》，考明古义，表彰汉《易》，已渐向复兴汉《易》一路走去。
张惠言继起，专宗虞翻《易》说，推出《周易虞氏义》、《虞氏消息》诸书，孤家绝学，大明于世。
水到渠成，一呼百应，究心汉《易》遂成一时《易》学主流。
风气既成，“唯汉是求”
声浪由《易》学推扩，迅速席卷整个经学研究和知识界。
历史地看来，中国古代经学，由汉唐注疏演为宋明义理，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过程。
这个过程是历史的进步，而非倒退，理所当然应予肯定。
宋儒治经，固有武断臆解之失，因而通过对传统经典的整理和总结，实事求是地还儒家典籍以本来面目，就是一桩很有必要的工作。
但是唯古是信，唯汉是求，专以儒家经典疏解的还原为务，则未免失之矫枉过正。
有鉴于此，焦循对“唯汉是求而不求其是”
的倾向进行了批评。
他认为，乾嘉之际弥漫于学术界的汉学之风，“述孔子而持汉人之言，唯汉是求而不求其是，于是拘于传注，往往扞格于经文。
是所述汉儒也，非孔子也”
。
对于当时汉学诸家治经的蓄意贬抑宋儒，焦循提出了尖锐的质疑，指出：“唐宋以后之人，亦述孔子者也，持汉学者或屏之不使犯诸目，则唐宋人之述孔子，岂无一足征者乎？学者或知其言之足征，而取之又必深讳其姓名，以其为唐宋以后之人，一若称其名，遂有碍乎其为汉学者也。
噫，吾惑矣！”
[2]
焦循治经，一反盲目尊信汉儒的积弊，力倡独立思考，提出了“证之以实而运之于虚”
的方法论。
他说：“经学之道，亦因乎时。
汉初，值秦废书，儒者各持其师之学。
守之既久，必会而通，故郑氏注经，多违旧说。
有明三百年，率以八股为业，汉儒旧说，束诸高阁。
国初，经学萌芽，以渐而大备。
近时数十年来，江南千余里中，虽幼学鄙儒，无不知有许、郑者，所患习为虚声，不能深造而有得。
盖古学未兴，道在存其学；古学大兴，道在求其通。
前之弊患乎不学，后之弊患乎不思。
证之以实而运之于虚，庶几学经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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