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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年少戴震15岁。
乾隆四十二年戴震辞世，学诚正当40盛年。
在乾隆中叶以后的学术界，如果说戴震以究心经学理义而睥睨一世，那么章学诚则是倡言“六经皆史”
，以讲求“史学义例、校雠心法”
而独步一时。
钱宾四先生之论章学诚，则是从比较戴震、章学诚为学之异同入手，通过剖析《文史通义》精要，表彰章学诚“箴砭经学”
救正风气的特立独行之见。
钱先生就此指出：“实斋著述最大者，为《文史》、《校雠》两通义，近代治实斋之学者，亦率以文史家目之。
然实斋著《通义》，实为箴砭当时经学而发，此意则知者甚少。”
[7]
乾隆三十七年，章学诚曾有一书致当时著名学者钱大昕，书中云：
学诚从事于文史校雠，盖将有所发明。
然辨论之间，颇乖时人好恶，故不欲多为人知。
所上敝帚，乞勿为外人道也。
夫著书大戒有二，是非谬于圣人，忌讳或干君父。
此天理所不容也。
然人苟粗明大义，稍通文理，何至犯斯大戒。
惟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
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时趋可畏，甚于刑营之法令也。
[8]
钱宾四先生的讨论，即从此信开始，先生指出：“此绝非泛泛牢骚语，所谓世俗风尚，即指经学。
《通义》、《校雠》两书，则为救挽经学流弊而作，其意甚显白。”
[9]
针对一时经学流弊，章学诚提出了两条积极的救挽之道，一是古文辞，一是史学，而归根结蒂还是史学。
学诚说：“近日颇劝同志诸君多作古文辞，而古文辞必由纪传史学进步，方能有得。”
[10]又说：“辞章记诵，非古人所专重，而才识之士，必以史学为归。
为古文辞而不深于史，即无由溯源六艺而得其宗。”
[11]
章学诚竭毕生心力所结撰的《文史通义》，就是贯彻这一学术主张的具体实践。
该书自乾隆三十七年始撰，迄于著者嘉庆六年逝世，三十年如一日，辛勤耕耘，死而后已。
而救正风气，开辟新路，则始终不渝，首尾一贯。
正如学诚晚年致书友人汪辉祖所述：“拙撰《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为千古史学辟其榛芜。”
[12]
然而一如戴东原义理学之不为一时学术界中人所认同，章实斋为之执著追求的“史学义例、校雠心法”
，亦成曲高和寡，孤家绝唱。
钱宾四先生于此有云：“实斋以讲学反时趋，并世学者至不知其学业是何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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