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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廷文化决策的思想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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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维护统治者根本利益的手段，一定时期的文化政策总是那一时期统治者思想的集中反映。
就中国古代社会而言，它在很大程度上便是有作为的封建帝王治国思想的反映。
清圣祖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清初封建国家的文化政策，正是以其儒学思想为依据制定的。
因此，剖析圣祖的儒学观，对于把握清初文化政策的实质及其对学术发展的影响，就是很有必要的事情。
清圣祖名玄烨，公元1662年到1722年在位。
他生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卒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终年69岁。
逝世后，谥仁皇帝，庙号圣祖。
玄烨8岁即位，14岁亲政，这一特定的条件，促成了他在政治和文化诸方面的早熟。
在其儒学观形成的早期，对他影响最深的是儒臣熊赐履。
自康熙十年二月至十四年三月间，熊赐履一直充任日讲官。
玄烨亲政后的日讲，虽自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即宣告举行，但实际上正式开始则是此后一年多的十一年四月。
也正是从此时起，熊赐履把年轻的玄烨引入了儒学之门。
熊笃信朱熹学说。
当时，他省亲回京，在玄烨召见时即明确表示：“臣读孔孟之书，学程朱之道。”
[1]半月后，他以朱熹注《论语·学而篇》的讲解，揭开了康熙一朝日讲的第一页。
在其后的3年间，熊赐履始而隔日进讲，继之每日入宫，向康熙帝讲“读书切要之法”
，讲“天理人欲之分”
，讲“俯仰上下，只是一理”
，讲“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
，讲“辟异端，崇正学”
，讲朱熹的知行观，斥王守仁的“知行合一”
说。
总之，既博及致治之理，又广涉用人之道，为年轻的康熙帝奠定了坚实的儒学基础。
在熊赐履等人的循循善诱之下，还在康熙十一年六月，玄烨就已经表露出对理学的浓厚兴趣。
他向翰林院学士傅达礼询问道：“尔与熊赐履共事，他与尔讲理学否？尔记得试说一二语来。”
熊赐履的理学主张，诸如“理学不过正心诚意，日用伦常之事，原无奇特”
，“惟务躬行，不在口讲”
等，都为玄烨所接受。
同年八月，他又召熊至懋勤殿，郑重询问朝臣中讲理学的情况。
十二年十一月，为了研究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他还特别让熊赐履等儒臣各撰《太极图论》一篇，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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