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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候选在家，历有年所，直到康熙十二年，始赴京谒选，得授浙江海宁知县。
行文至此，请允许笔者就《清史稿》卷256“许三礼本传”
的疏失作两点必要说明。
据徐文驹撰《安阳许公三礼墓志铭》载，三礼赴京谒选，时当康熙癸丑，即十二年。
而《史稿》本传不载谒选之年，于“顺治十八年进士”
之后，即接以“授浙江海宁知县”
。
由此，遂酿成传主始任海宁知县为顺治十八的失实，此其一。
其二，据《康熙起居注》载，许三礼以海宁知县行取入京，授福建道御史，时当康熙二十年七月。
而《史稿》本传由于漏载传主始任海宁知县时间，故于“在县八年，声誉甚美”
之后，为弥缝缺失，自圆其说，竟将三礼行取入京，授福建道御史的年份误植为康熙八年。
如此修史，岂能取信后人！
据孙夏峰《日谱》记载，康熙十二年，许三礼赴海宁任前，曾于是年十月二十四日拜谒夏峰，多所请益。
《理学宗传》、《岁寒集》及贺黄氏母寿诗等，当系此时交三礼携往浙东。
三礼抵海宁任，建书院以振兴学术，作育人才。
自康熙十五年起，聘黄宗羲主持书院讲席，迄于二十年离任，历时达5年之久。
正是在此期间，黄梨洲呼应孙夏峰，结撰《明儒学案》以作同调之鸣。
学如积薪，后来居上，取《明儒学案》与《理学宗传》并观，无论是史料的翔实，体例的严整，还是对不同学派渊源传承的梳理，《学案》皆胜过《宗传》。
然而，始为者难，继之者易，这亦是情理中事。
惟其如此，尽管黄梨洲《明儒学案》卷首《发凡》中，对《理学宗传》颇有微词，评为：“钟元杂收，不复甄别，其批注所及，未必得其要领，而其闻见亦犹之海门也。”
但是，他亦在书中辟出专节，表彰孙夏峰学行，赞许《理学宗传》“别出手眼”
。
以往，论者每每取梨洲《发凡》语，而弃其夏峰一按语，故而忽略了从《理学宗传》到《明儒学案》间先后相承的关系。
其实《明儒学案》之与《理学宗传》，不惟因同属学案体史籍而体例略同，而且由于著者学术宗尚的相近而立意亦类似，皆旨在为阳明学争正统。
所以，孙夏峰视周敦颐、朱熹到王阳明为宋明理学的必然发展过程，断言：“接周子之统者，非姚江其谁与归？”
[1]黄梨洲亦以阳明学为明代理学大宗，宣称：“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
[2]所不同者，只是二书所记时间范围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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