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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子有王佐才,要亦不出乎礼。”
由表彰颜渊而及有宋诸儒,以周又说:“朱子论程门高第弟子,如谢上蔡、游定夫、杨龟山皆入禅学,惟吕与叔不入禅。
吕氏初学于张子橫渠,湛深礼学者也。
朱子之门,群推黄子勉斋为冠,黄子亦深于礼。”
[28]以周认为:“古人论学,详言礼而略言理,礼即天理之秩然者也。”
因此,他的结论是:“考礼之学,即穷理之学。”
本此认识,黄氏于曾子有云:“曾子之穷理,本末兼彻,经权并明,故卒能得孔孟一贯之传,又何间焉!”
[29]
对于子游、子夏,以周亦有专文表彰,他说:
《仪礼》之记,先儒多以为子夏作。
子游之言,亦多散见于《戴记》中。
二子之学,实于礼为尤长。
……学士之习礼者,专尚繁文缛节,务外而遗内,不知礼意所在。
子游欲挽末流之失,独作探本之论。
……子夏谨守礼文而不夺其伦,子游深知礼意而不滞于迹,一沉潜,一高明,学各得其性之所近。
[30]
而黄以周晚年最为精意者,则是表彰子思子,为此,他以69岁之年,辑为《子思子辑解》7卷。
以周考证:“子思困于宋作《中庸》,归于鲁作《表记》。”
他说:“《旧唐书》载沈约之言曰,《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诸子思子。
王伯厚《艺文考证》,亦引沈言。
夫子思子作《中庸》,史有明文。
《文选注》引子思子‘民以君为心’二句及《诗》云‘昔有先正’四句,今皆见《缁衣篇》。
则《缁衣》出于子思子,可信。
且小戴辑记,以《坊记》厕《中庸》前,《表记》、《缁衣》厕《中庸》后,与大戴类取《曾子》十篇正同。
《坊记》、《表记》、《缁衣》皆以‘子言之’发端,其文法尤相类,则休文之言益信。”
[31]近者郭店楚简出,时贤多有表彰子思学说,甚至倡言“重写学术史”
者,殊不知先贤黄以周已唱先声于百余年前矣。
有清一代学术,由清初顾炎武倡“经学即理学”
开启先路,至晚清曾国藩、陈澧和黄式三、以周父子会通汉宋,兴复礼学,揭出“礼学即理学”
而得一总结。
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潮流,历时300年,亦随世运变迁而向会通汉宋以求新的方向演进。
腐朽的清王朝虽然无可挽回地覆亡了,然而立足当世,总结既往,会通汉宋以求新的学术潮流,与融域外先进学术为我所有的民族气魄相汇合,中国学术依然在沿着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而曲折地前进。
跟在别人的后面跑,是永远不会有出路的,这不就是晚清70年的学术给我们所昭示的真理吗!
简短的结语:
晚清70年,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亘古未有的历史巨变,一时朝野俊彦,站在时代之前列,为中国社会走出困境,为中国学术之谋求发展,殊途同归,百家争鸣。
晚近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论清代学术云:“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来之学新。”
王先生以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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