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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议员华纳提出了另一种不同的混合模型，即“时间”
银行，通过它将创立为多个平台工作的劳动者提供福利的底层基础设施。
正如华纳描述的，它“被建筑行业使用了60年，管理一系列承包人成员的福利。
它也可以部分是由消费者驱动的——允许消费者指定一部分款项进入一个资助劳动者的基金”
。
Turo创始人之一谢尔比·克拉克（ShelbyClark），同时也是Peers.截至2015年的执行董事，他提出这样一个模型需要有三个特点：自由选择（劳动者可以脱离雇主独立选择福利）、创新性福利（一个保障体系适合在多个平台工作的人们的现实需求）和灵活支付方式（让劳动者和一个或多个“雇主”
共同分担）。
另一种可能是让平台本身承担责任。
通过提高其收入来保护劳动者可能不仅仅是简单地做正确的事，它也可以是智能化的资本主义。
正如我在第3章讨论的，今天的互联网市场不仅仅是匹配和比价的信息交换场所。
相反，它们是新市场的混合体，将某些特定活动（品牌化、信任、支付、有时还有定价和客户服务）集中起来，同时将其他行为（创建供应基础设施和实际服务提供）分散出去。
提供持续高质量的品牌服务体验要求可靠、稳定的高质量劳动者的供应。
这样的供应必须由平台保证，而平台缺乏经典的指挥权或建立企业文化等传统企业用来管理员工的能力。
换句话说，平台最重要的经济“输入”
就是它的劳动供应者。
确保他们是受到保护的、安全的，然后他们才会更关注于自己的劳动工作，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长期的商业价值。
有理由相信，保护劳动者对于平台来说也将是一个有效的保留策略。
如果对独立承包人进行集中组织的行为变得合法，平台必须考虑劳动供应者的工会化。
这些平台的前景还必须考虑到随着当地合作社的创建可能会形成大规模的劳动供应者的迁移（我在本章后面会进一步详细讨论这一点）。
同时，正如我在第4章提到的，后者的情况——对任何依赖于供应者的平台的威胁——对于以下类型的平台更有可能发生，比如类似Lyft和Uber的出租车或雇用司机的城市交通平台，类似Instacart、TaskRabbit和Handy等依赖于地缘优势的平台，这些平台上每个消费者的大部分需求都集中在一个特定的城市，使全球网络效应遇到一个不那么有效的门槛。
这些风险可以部分通过创建一个特定于平台的劳动保障网并且建立一个与供应者的长期合作来缓解。
虽然让平台接受这种想法并且将支持劳动者保护作为一种商业策略可能有些理想化，但如同过去已经发生的，似乎劳动者保护也将取决于新类型的劳动者联盟的出现。
从早期的让工匠控制当地市场从而为他们的工作实现更高价格的行业协会，到20世纪的工会，我们找到了历史上在各种经济模型下工人组织活动使其在个人和集体层面上都得到增强的例子。
继续往前发展，我们可能期望看到专注于保护工人利益的新团体的崛起。
这些团体有巨大的潜力来使用我们在第6章已经讨论过的杰里米·海曼斯和亨利·蒂姆斯提出的“新势力”
，这样使他们扮演了一个类似于过去工会的角色，以在供应者与平台之间进行力量平衡。
毕竟，与只被少数人所掌握的所谓旧力量相比，新力量将会变得更加开放、高参与度以及同伴驱动——对资源进行流通而不是囤积，资源才会变得最强大。
第二种情况包含了更像是传统团体组织的崛起，比如美国家庭用人联盟（NatioicWorkersAlliance），其主要使命是鼓吹新劳动法。
最后，正如科罗拉多大学的内森·施耐德（NathanSeider）在2015年《纽约客》的一篇文章中讨论的，我们可能将见证新的行业协会的出现，制定工人自己的服务标准。
这些协会起到类似原来由一些专业组织，比如美国医学会（AmeriMedicalAsso）发挥的作用，如果它们确实出现了，似乎很自然地就会期望其作用得到扩展，从而促进它们所代表的劳动力的集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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