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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绝大多数汽车都可以说是“利用度中等”
。
这些“设计冗余”
和“利用度中等”
的物质商品代表了未充分利用的物质资本资源。
本科勒认为创新并非在于是否或怎样将这些闲置资源的存在暴露出来，而是去消化和利用这些曾被忽略的资源。
为什么是现在呢？他提醒我们，这个转变不是因为社会出于人道主义突然开始欢迎分享行为，而是因为数字平台——包括免费的软件、分布式的计算，以及无线网络的普及——使这些资源更容易被分享，更容易被充分利用。
而且，虽然他的确将人与人之间的分享行为看作类似市场中的互动，但关键的区别在于他将社交信息看作一个经济调节机制：
我要说的是，我在这里或其他地方提到的这些现象——能分享的实体商品，同伴生产的软件，信息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商品等分享行为——从它们的社会属性上来说，与一个理想的市场非常相似，但它们又因为具有社交信息性和导向性，从而代替价格产生了调节市场的信息和推动力。
他还指出，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经济转变还带来了一些新的政策问题。
他提出，如果有预见性地往后想想，我们要将我们的“期望、假设和最终的对策与愈显重要的社会关系、分享行为相适应，其中分享行为作为一种新的经济生产形式更显现出重要性”
。
本科勒描述分享经济时使用了统计测算的方法，与米歇尔·博旺（MichelBauwens）更类似教会宣言的方法形成对比。
虽然符合本科勒的以大众为基础的同伴生产的定义，但博旺的观点和文章不仅巧妙地抓住了分享经济中“任务导向”
的经济形式对“利益驱使”
的经济形式的抵触力量（这个我们在前面章节已经谈论过），还抓住了一些思想者和实践者拥护分享经济的热情。
例如，博旺2005年发表的《同伴生产的政治经济学》（ThePolitiyofPeerProdu）一文的前言就有一个明显类似宣言的感觉：
在马克思将曼彻斯特的制造工厂视为新资本主义社会的蓝图前，我们的社会生活早已有了一个更深远的转变。
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转型为分布式网络结构，一个人类社会的新动态出现了：就是点对点。
它带来了第三次生产变革、第三次管理变革和第三次产权变革，它准备着用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我们的政治经济面貌。
博旺文章中最值得学习的是，他对点对点项目的清晰定义。
首先，他认为它们是在分布式网络中产生的。
在这些网络中，个体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代理行为。
比如其中就不包括美国机场体系（它虽然是一个分散系统，但飞机仍然必须途经事先确定的处于中心位置的中转站），而以TCPIP协议为基础的互联网才是一个真正的分散系统，因为它采用分布式的计算方法来确定传输途径，如果无法连接网络，就会自动按照预定设计路线进行。
用博旺的话说，“点对点经济建立在分散的资源和连接资源的分散式入口的基础上”
。
其次，博旺认为点对点项目以其“平等性”
和“反证书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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