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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对我们的信息系统提出了新的要求，现在代表国内较高水平的三大系统还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主要问题就是当前信息的收集依然是靠传统的静止片面统计方法，即对零售环节的抽样统计和局部统计，忽视了某一出版物的再版、在途和在库的环节状态，尽管应用了网络通信技术和POS技术，但是关于某一图书的完整数据信息就自然失真失范，基于此的信息共享和监测结果的可信度就值得怀疑了。
那么，问题解决的关键就是找到谁能控制某一出版物的全程信息跟踪，显然，从国内出版业格局来看，现代出版物流中心具有这样的角色功能，而且无可替代。
二、基于供应链核心企业信息系统的国外监测
国外发达国家出版业的信息化水平和监测机制的完善有目共睹，但是最有价值、最有核心竞争力的并不是因为它们采用了高性能的系统，而在于出版供应链中的核心企业整合上下游企业的能力。
日本出版业监测平台是以讲谈集团和小学馆集团为核心，结合东贩和日贩两大中盘商进行运作。
小学馆将日本18家较大的出版社的在库图书全部放入网上订货系统，并与4000家特约零售店POS系统进行销售信息的传递和转换，其中做到了600家较大的零售店每天的信息上传一次。
这4000家的销售额占日本全国销售总数的30%左右，而信息传递是通过一家数据处理中介公司进行的。
这就标志着一套包括了出版社、零售店的供应链系统正式建成，也标志着信息共享和监测能力的整体提升，因为它可以及时跟踪某一图书的再版、在库、在架、退货和销售数据，大大提高了整个行业的效率并降低了库存。
出版商据此可以对图书印数作出准确的、有依据的预测。
如一种图书出版的最低盈利点是3万册，那么第一次图书印刷数量实际只有1万册，再根据此次印数的配发退货率来决定第二次的印数。
英格拉姆图书公司是美国大型图书批发商之一，促成了美国图书行业供应链的整合，它以自己的技术为主来承包相关的上下游企业的信息集成。
第一，英格拉姆与超过13000个出版商建立了长期的业务往来关系，现有仓储品种已经达到65万种，从而在品种资源上取得绝对优势，为其在市场上确立和稳固地位提供了保障。
第二，信息技术的应用，使英格拉姆在物流配送以及供应链信息管理上实现了跨时代的飞跃，先进信息管理系统的使用为客户服务能力的最终提升创造了成熟的条件。
第三，英格拉姆的四个配送中心采取与大型出版商和分销商合作的方式经营，以先进的网络系统运作为支持，使得其物流管理既高效又准确。
多赢的合作方式，使得英格拉姆能掌握所有经手出版物的在库、退货、销售以及客户信息，也顺应了出版商和经销商把握市场变化的趋势。
由于英格拉姆公司经销的图书发行量占美国一半以上，通过英格拉姆公司库房自动语音设置告诉你每本书的备货、上一年销售量、今年的销售量，就可以从中得到一个销售概率的概念。
出版社预测销售的常见方式是浏览英格拉姆批发公司的自动备货与销售系统，核查同类书的销售率，参照其他出版社的同类书来决定印数。
如果没有特别确定的依据，则初印数量定在3000册左右。
再对一本书的销售进行跟踪直至它的流通期结束，根据需求再进行修订和重印。
因此，发达国家的出版监测是以物流中心信息为基础，全面整合上下游出版信息资源，实现单品种出版物的全程跟踪，从而使得出版社确定新书印数建立在科学、精确的数据分析基础上，不是主观臆断。
三、供应链信息共享基础上的出版监测机制再造
目前国内出版业的选题策划、库存、销售和退货之间由于信息阻隔或重复，所以信息共享范围和监测有效性大打折扣。
由于企业间缺乏合作，各个出版社或者总经销单位只能管理自身环节的信息，对上下游环节的真实信息掌握能力都非常弱。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无法形成对单品种出版物的全程跟踪，因而对该出版物的市场状态和业绩无从知晓；另一方面，处于供应链上游的出版社缺乏对真实库存和销售速率信息的掌握，不得不承担大量的库存风险。
出版社无法控制图书产品的流动，不能准确了解图书的销售情况，只能根据下游企业的订单来预测销售信息，各节点企业处于信息缺失的地位，承受着“牛鞭效应”
的风险。
如前所述，国外出版市场监测之所以具有多重价值，在于核心企业组织了强有力的供应链，确保细到单品种出版物在途信息的完整。
国内出版业呼唤这样的供应链，而且已经具备产生这样供应链的条件。
现代出版物流中心所依托的国内大型出版发行集团均有组织书业供应链的实力。
北京发行集团、上海新华传媒集团、辽宁发行集团、浙江新华发行集团、江苏发行集团、四川发行集团等都实现了跨地区、跨所有制经营，甚至上市融资，这些集团已经具备走向全国市场、构建出版供应链的基本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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