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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公众更为关注的是内容而不是形式，正是因为这个理由，公众缺乏高层次的文化。
当公众谈论诗歌时，他们以最可笑的方式显示了他们在这方面的偏好：在那里，他们不厌其烦，孜孜以求地追溯诗人的个人生活环境或生活轶闻——而这些只是诗人的诸种作品的外在诱因，甚至到最后，这些环境和轶事倒成了比作品本身更重要的东西了。
人们宁可读那些关于歌德的书，而不愿读歌德本人的作品；宁可读带有插图的《浮士德》，而不愿看同名剧本。
当伯格声称“人们将写出关于利奥诺拉事实上究竟是谁的专题论文”
时，我们发现在对歌德的研究中也存在着完全相同的情况；因为我们已有大量关于《浮士德》的专题论文，以及有关浮士德的种种传说。
这类研究仍然仅仅是对与这个剧本有关的材料的研究。
这种对内容甚于对形式的偏好，就像一个人买了个精美的伊特鲁里亚人的花瓶，不是为了欣赏它优美的造型或绚丽的色彩，而是为了对其赖以构成的陶土和颜色进行化学分析。
试图借手中的材料产生一种效果，这是一种迎合公众恶劣倾向的尝试，它们在文学的各个分支里都应该遭到严厉的谴责；因为在文学领域中，一切价值或精萃都本应当明快地表现在作品的形式中，当然我所意指的是诗化的作品。
尽管如此，试图以他们所写的内容来滥竽充数的拙劣剧作家并不少见。
例如，这类作者坚持任何人只要他在某一方面大名鼎鼎就能搬上舞台，而不管他的生活是否缺少戏剧性事件；有时，他们甚至不等到与剧中人关系密切的人们都死去，就急急忙忙地上演。
我在这里提及的内容与形式的区分也适用于谈话。
能够使一个人的谈话妙趣横生的主要在于他的机敏、精明、智慧和富有生气：所有这些主要的品质形成了谈话的形式。
但是用不了多长时间，听者的注意力就会转向谈话的内容；换言之，转向可能与他谈论的那些话题——亦即他所拥有的知识。
倘若话题非常琐碎，则他的谈话将毫无价值，除非他具有上述使谈话形式饶有趣味的那些非凡的品质；因为，他所能谈及的只是那些人人皆知的日常生活琐事。
但是，倘若一个人虽然在风趣、诙谐方面有所欠缺，但却拥有能为其谈话增色的丰富知识，那么，谈话也能产生极好的效果。
这类知识的价值完全取决于谈话的内容；因为，正如西班牙格言所说的那样：智者了解别人，而傻瓜更了解自己。
（[德]叔本华：《叔本华论说文集》，第四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梁真译，137页，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
[2][英]爱德华·扬格：《试论独创性作品》，2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她”
指大自然。
[3]外国文学研究所编：《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15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4][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梁真译，14页，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
[5][苏联]米·赫拉普钦科：《作家的创作个性和文学的发展》，83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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