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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他眼中，现实已被骑士幻象世界所取代，所以他把客店当城堡，把店主当长官，把妓女当贵妇，把修士当强盗，把商人当成游侠骑士，把苦役犯当成受害的骑士，把风车幻化成作恶多端的巨人，把绵羊臆想为军队……观念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使堂吉诃德成了一个既荒唐又愚蠢的人，从而决定了其思维与行为的喜剧性。
应当指出的是，就企图恢复骑士制度与骑士道德的目的来说，堂吉诃德与当时西班牙的统治者有着本质的不同。
统治者乃是出于自己的利益和要求，为了维护行将崩溃的封建统治；而堂吉诃德则是想借骑士制度、骑士道德来扫尽人间的不平。
这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世道人心一年不如一年了，建立骑士道就是为了扶助寡妇，救济孤儿和穷人”
“老天爷特意叫我到这个世界上来，实施我信奉的骑士道，履行我扶弱除强的誓愿。”
就此而论，人们无法否认堂吉诃德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且其理想的基础是人道主义——在当时也就是人文主义。
他向往人文主义的“黄金时代”
——古希腊时代，反对压迫，热爱自由。
在他看来，“人是天生自由的，把自由的人当作奴隶未免残酷”
。
他不愿做公爵的“座上客”
，因为那将失去自由；离开公爵府后，他在广阔的田野上情不自禁地对桑丘说：“桑丘啊，自由是天赐的无价之宝，地下和海底埋藏的财富都比不上。
自由和体面一样，都得拿性命去拼，不得自由而受奴役是人生最苦的事。”
作者在描述堂吉诃德一系列荒唐行为时，反复强调他把铲除人间罪恶、解救落难者作为自己的天职。
他心中的计划是扫除暴行、伸雪冤屈、改革弊端。
为了这个信念，他不顾酷暑炎热和饥苦劳顿，路见不平，拔枪相助，虽屡战屡败但毫不气馁，即便被人削掉耳朵、打落牙齿、击断肋骨也无怨无悔。
含辛茹苦却在所不辞，屡遭挫折却百折不回，这种对理想的执念与追求理想的坚毅，赋予堂吉诃德这一形象以庄严的崇高感。
堂吉诃德的愿望是美好的，理想也是崇高的，但他想借助骑士制度、骑士道德来实现，这就构成了其目的与手段的巨大矛盾或悖论，因此，堂吉诃德把自己的愿望付之于实际行动时，总是屡遭失败，好心办坏事。
例如，他救了被主人绑打的牧童，可在其离开后，牧童反遭更重的毒打，因而牧童第二次碰到他时便不客气地骂他“但愿上帝加祸给你老人家，以及所有天下游侠的骑士”
。
堂吉诃德释放了苦役犯，反挨了苦役犯的乱石击打。
还有，他冲散送葬的行列，说是要为死者报仇，结果把一个无辜教士的腿给打折了，那教士向他诉苦说，“我原先好好的一个人，给您弄成跛子，一辈子也站不平了，您为人除害，却害苦了我，叫我终生受苦。”
堂吉诃德充满喜剧性的行为之下，总是潜隐着一份令人喟叹的悲剧性底色。
堂吉诃德的整个游侠经历既是一个大喜剧，又是一个大悲剧。
喜剧性的一面，表现为他身上那来自于骑士小说的骑士精神的落后与陈腐，这是作为骑士的堂吉诃德；悲剧性的一面，则表现为其自由思想与正义理想的庄严与崇高，这是作为人文主义者的堂吉诃德。
喜剧性和悲剧性的矛盾统一，造成了这个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堂吉诃德不仅是可笑的，而且是值得同情和敬佩的：从根本上来说，他是一个具有基督式博爱精神的人文主义者，一个不怕牺牲甘于奉献的理想主义者。
作品中与堂吉诃德既矛盾对立又相辅相成的另一重要人物桑丘，乃16世纪西班牙农民的典型形象。
堂吉诃德是一个追怀过去又憧憬彼岸的理想主义者，而桑丘则是一个执着于现实利益、追求世俗享乐的功利主义者。
在作品中，他不时站在现实的一边对堂吉诃德的“荒唐”
行为报以嘲笑，这就形成了他们两人之间一幻一真、一虚一实、一愚一智、一热一冷的对立关系。
他跟随堂吉诃德出游，原初动机并不是想锄强扶弱、伸张正义和“恢复骑士道盛世”
，而是想谋个一官半职——当个“总督”
之类。
小说通过桑丘的清醒与理智，去映衬堂吉诃德的痴顽与荒唐，从而既使得“滑稽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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