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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崭新的帝国官僚贵族阶层就这样形成了。
君士坦丁渴望取得进一步的成果。
这位皇帝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一个新的元老院，这尤其加速了东地中海世界精英阶层形成的进程。
对于君士坦丁来说，为了巩固他在东部省区的政治地位，至关重要的是要与东部地区官僚系统中的高层官员及城市议会中的显赫人士建立起私人联系，并让他们成为自己的追随者。
为此，他极尽吹捧示好之能事，并尽力提高他们的声望。
君士坦丁充分认识到，不仅应该而且必须依靠收买来结交朋友，给予他们进入新元老院的资格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
为了吸引有影响力的人物来到君士坦丁堡，皇帝颁授土地给那些打算在城中修建私宅的人。
332年，君士坦丁建立了常规的面包配给机制，粮食来源是盛产谷物的埃及地区。
君士坦丁建立君士坦丁堡及其元老院，不仅仅是为了让自己扬名四海，同时也是基于实权政治（Realpolitik）的仔细考量。
这些政策的长久影响是将东地中海世界的官僚贵族聚集到一个政治群体中，并给东部省区的统治阶层带来共同利益与共同身份的观念。
这种以君士坦丁堡为核心的共同身份，在早期拜占庭世界发展出彼此紧密联系的元老精英阶层。
君士坦丁还十分敏感地意识到，物质上的刺激能够推动他的新宗教向前发展。
他于312年宣布，基督教士可以免于向其所居城市的城市议会履行义务——这一政策导致人们不断涌向教会。
国家向教会提供了大量资助。
在战胜李锡尼之后，君士坦丁特许教会领袖任意向国库索取他们需要的财富，无论是为了扩建、装饰还是建造供宗教崇拜使用的场所。
与此同时，“圣地”
也被隆重地重新交还新的上帝选民——他在耶路撒冷建造了圣墓教堂（HolySepulchre），并在伯利恒（Bethlehem）修建了圣诞教堂（HolyNativity）。
如果说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理解表现出一定局限性的话，我们不能因此对其过于苛责。
基督教的许多基本教义在这一时期尚未阐明，甚至连《圣经》的文本也没有最终定型。
然而，君士坦丁接纳基督教的行为的确是该信仰向前发展，直至最终确立的标志和关键转折点，因为皇帝的皈依意味着罗马人国家的强权现在可以被用于支持任何一个皇帝所知的神学或教会派别。
基督徒刚刚还在多神教宗帝的迫害中哀叹，现在却更想用同样残忍的威权去对待基督教的敌人。
325年，皇帝在尼西亚（Nicaea）主持了一个基督教主教的会议，这个会议最初是为了解决圣子与圣父之间的关系问题。
君士坦丁在尼西亚会议上支持划定的那个标准后来被其他皇帝和大公会议当作确定异端的尺度，但这比起会议本身，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这些“基督教大公会议”
的决议成为帝国法律的组成部分。
否定这些教规不仅意味着违背上帝，同时也意味着违背皇帝的意志。
这些政策毫无疑问推进了基督教事业的发展。
然而，基督教与皇帝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更决定性地促进了其权益。
正是这位皇帝，到他于337年去世时，恢复了罗马世界的和平与统一，并在东地中海地区着手建立一个统治稳固且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实体，其臣民们有足够的理由为皇帝的功业大肆庆祝。
在拥戴君士坦丁的问题上，他的政策和王朝在军事方面的胜利与慷慨大度的捐献远比信仰上的缺陷更为重要。
这种对君士坦丁时代美好记忆的眷恋，在他去世之后不久就引发了暴力的后果。
君士坦丁似乎打算将他身后的帝国分给他的三个儿子〔君士坦丁二世、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君士坦斯（s）〕及其继母狄奥多拉的孙子们。
君士坦丁去世后的三个月出现了一段动**的空位期，直到337年9月，君士坦丁的儿子们自立为奥古斯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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