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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情况下,创做出这些文本的地区可以从文本自身的内容反映出来:比如塞浦路斯(马克海拉斯)、克里特(萨奇里基斯、德拉伯塔斯)、伯罗奔尼撒(《莫利亚编年史》)。
还有的像《特洛伊战争》这种情况,文本本身显示不出其地区,这就迫使人们不得不陷入争论,这样一部长篇且与法兰克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作品大概率出自一位资助人的赞助,而他也一定生活在与法国和希腊有密切联系的地区,这样的地区可能就只有处于14世纪末代安茹王朝统治下的莫利亚地区了。
当然还有这样的情况,作者极有可能常年定居在君士坦丁堡城里,因为这个城市也不能免除多元文化的强大影响。
在这个城市里,多年来一直存在好几个拥有意大利读者的庞大社区,其中最突出的是加拉塔地区的热那亚人,而帝国皇室自12世纪开始就一直致力于与西方家族联姻。
例如安德罗尼卡二世的儿子狄奥多尔·帕列奥列格(TheodorePalaiologos),这位蒙费拉侯爵事实上很难与其他意大利贵族相区别,而他本人于1327年在君士坦丁堡撰写出拉丁文本的有关政府的论著。
狄奥多尔的表兄安德罗尼卡·帕列奥列格(AndronikosPalaiologos)的文学创作活动可能揭示出这个时期这些文本中出现的许多问题。
这位安德罗尼卡被公认为是浪漫史诗《卡利马豪斯和赫利索尔伊》(KallimadChrysorrhoi)的作者,该作品是否以他本人的浪漫故事为基础从行文中看还不十分确定。
我们一直认为卡利马豪斯在文本中处于被描写的边缘,而不是主要角色。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作品属于希腊语规范的较低层次,但还可以接受。
其中充满了民间传说的成分,还有些许的法兰克特色。
而这个文本是唯一一部我们从一开始就确信能够确定其作者的浪漫传奇作品。
匿名作家的法兰克-希腊作品数量真是多得惊人。
实际上,除马克海拉斯的作品外,所有的浪漫传奇和历史作品都属于此类,尽管没有一部克里特人的诗歌归属于此。
再度成为这个领域写作规范的诗歌风格可能就是许多业已规范模式化的作品,其表现形式应该最好说成是传统的口语风格,而这种诗歌确实应该采取匿名形式,以便提升作者的社会地位。
在造型艺术领域,我们也看到自12—13世纪以后,拜占庭因素和拉丁因素的融合。
最明显的是体现西方风格的建筑物在拉丁人控制的各大城市和殖民区里拔地而起,不仅有城堡,还有教堂、修道院和私人宅第。
在君士坦丁堡的意大利商业殖民区,意大利人似乎早在公元1204年以前就开始建造他们自己的教堂,而在拉丁帝国时期,这里肯定进行过许多建设活动。
1303年,在面对着金角湾北面的地方建立起的热那亚人的商业殖民区,都是意大利风格。
莫利亚专制君主国的首府米斯特拉斯则开始修建法兰克建筑物,专制君主的多层宫殿更显西方风格而非拜占庭风格。
在塞浦路斯,精致的尼科西亚(Nicosia)大教堂和法马古斯塔(Famagusta)大教堂就是由法国建筑师按照哥特风格建造的,更不用说其他大量的重要建筑。
希腊人因此开始逐渐密切接触他们以前从未见过、且在技术上更为先进的建筑传统。
他们采取有选择的学习借鉴表明他们愿意学习,比如钟楼、高耸的拱顶、突出的堞眼,可能还有彩色玻璃窗。
人物雕像除了那些浅浮雕圣像外,一直遵循着拜占庭传统发展,此时则受到了更占主导地位的法兰克风格影响,例如墓地纪念碑——虽然不全是雕像。
在绘画这个拜占庭艺术最为突出的神学艺术形式,也是最容易受到影响的领域中,拜占庭的影响显然超过了西方的影响。
当雨果·布克哈尔(HugoBuchthal)打算重新建立手抄本插图画家学校时,他发现这些法国和意大利艺术家正在模仿或者接受拜占庭圣像绘画的模式,同时还保持着典型的西方绘画特点,比如对封面做整页的装饰——他们都是活跃在12—13世纪耶路撒冷和阿卡(Acre)的艺术家。
最近,一大批“十字军圣像”
在西奈山圣凯瑟琳修道院这个当时的朝拜中心被发现和确认,它们是由西方画家按照拜占庭圣像画习惯完成的。
这所修道院与西方的联系比与君士坦丁堡的联系还要密切。
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君士坦丁堡的一所教堂内发现了有关圣方济各13世纪40年代或50年代生活片段的壁画,它们的画法肯定已经转向拉丁风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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