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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资产阶级的教育学和心理学，完全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基础上，体系混乱，内容荒谬，并不能成为科学。”
②二是“以苏为师”
。
1952年，《人民教育》杂志发表社论《进一步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迎接中苏友好月》。
文中指出：“我们社会，不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是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所有在教育上的资产阶级那一套理论、制度、问题、方法等，对于我们根本不适用，只有苏联先进的经验，足以供我们借鉴。”
"苏联的教材、教法以及教育理论、教育制度，不只在社会性方面和我们最接近，并且在科学性方面也是最进步的。”
苏联的教育理论“是建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基础之上的，并且总结了苏联三十多年先进的经验和科学成果，已经成为内容丰富、体系严密，且富有战斗性的真正的科学”
③。
教育哲学是1949年以前社会的教育课程，并且是资产阶级的教育学说。
新中国成立后“以苏为师”
，苏联师范院校课程计划，不设教育哲学。
在他们看来，教育学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就是教育中的哲学，因此不需要单独设教育哲学，况且教育哲学的部分内容还可以由教育原理来承担。
所以，新中国教育系的课程计划中，自然就取消了教育哲学。
二、西方教育哲学的零星介绍
20世纪上半叶，对西方教育哲学思想的介绍性文章相对较多，涉及的报刊有《北京大学日刊《教育杂志》《教育世界》《中华教育界》《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安徽教育月刊》《教育通讯》《新教育》《哲学月刊》等近30种，文章作者有杜威、敬轩、高亚宾、伏庐、井上哲次郎、姜琦、君宇、吴家镇、范寿康、天民、王国维、罗素、陈科美、孟宪承、刘伯明、李石岑等。
新中国成立之后，伴随着师范院校教育哲学课的取消，教育哲学的研究几乎停滞。
1949—1978年，国内对教育哲学的研究只有十几篇文章，主要是介绍西方教育哲学的发展和思想流派的译作。
这其中有12篇文章发表在1960—1965年的《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上。
1964年，瞿菊农翻译了1962年出版的美国白恩斯、白劳纳《教育哲学》中的第三章，名为《当代资产阶级教育哲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张焕庭主编了《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介绍了19世纪前资本主义社会具有代表性和影响最大的外国教育家的重要论著，包括夸美纽斯、洛克、卢梭、爱尔维修、裴斯泰洛齐、欧文、赫尔巴特、福禄培尔、第斯多惠、别林斯基、斯宾塞、乌申斯基。
新中国成立之前，教育哲学的引进以杜威为主。
1960—1965年对西方教育哲学的介绍则超越了对杜威一人的关注，思想介绍更为广泛。
吴棠翻译了勃鲁纳（布鲁纳）《杜威以后美国教育哲学前提的新评价》，介绍了对杜威《我的教育信条》中五个信条的发展。
①这个时期介绍的西方教育哲学流派有分析教育哲学、价值教育哲学、存在主义教育哲学、改造主义教育哲学等，但对流派的介绍除了翻译改造主义教育哲学的代表人物布拉米尔得的《需要一个改造的教育哲学》①外，其他介绍都是零散的，夹杂在西方教育哲学发展的综述和评论之中。
在对西方教育哲学流派的介绍中，中国教育学者还介绍和提及了西方教育哲学的一些著作，如菲尼克斯的《教育哲学》、尤里契的《教育哲学》、史密斯的《教育哲学》，这三本书有较为详细的介绍。
克赖顿的《美国教育哲学近著简况》②提及了更多教育哲学著作，如分析教育哲学流派谢弗勒的《哲学与教育》《教育的语言》，欧康诺的《教育哲学导论》，存在主义流派尼勒的《存在主义与教育》，系统教育哲学家贝克森的《理想和社会》等，但此文也只是提及，并没有给予介绍，更没有中文译本。
这些翻译虽然使我们对西方教育哲学的发展状况了解得不系统，也不全面，但却及时介绍了西方教育哲学研究的概况，和西方教育哲学的联系渠道没有彻底封死。
如麦克米伦、尼勒发表在美国《教育研究评论》1964年2月号上的《1961—1963年教育哲学的动向》，由姜文彬摘译发表在《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65年第1期上。
《哈佛教育评论》1963年第2期发表的《对尤里契：〈教育哲学一书的讨论》，由陈科美翻译并发表在《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64年第3期上。
这些都是第一时间把西方教育哲学研究成果传播到我国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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