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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佛年的《教育学》，虽然章的设置没有超越凯洛夫《教育学》的三大板块，但其针对的问题、论述的原理都是中国的。
这本《教育学》没有苏联那种工作手册式的面貌，也摆脱了教育学的政策阐释，力求从理论上体现“中国化”
，提高教育理论概括的层次和理论思维，把教育学中国化拉回到正常的轨道上。
刘佛年《教育学》是推进教育学中国化的一次较为成功的尝试。
可惜，1966—1976年教育学中国化偏离了正常轨道。
六、教育学中国化的畸形发展
“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
，是“**”
时期教育学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
如广西师范学院教育革命理论教研组编写的《教育学讲义》（1973）有：
一、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三、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四、“五·七指示的光辉道路”
;五、对学生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六、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七、人民教师。
再如广东师范学院教育学教研室编写的《教育学讲义》（1974）有：
一、教育与阶级斗争；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三、社会主义时期的青少年；四、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五、社会主义文化课教学；六、学工、学农、学军；七、体育；八、革命教师。
这是教育学“中国化”
最鲜明的表现。
中国的教育学建设，固然以中国的教育实践为根基，反映中国社会的发展，但需要对教育实践进行反思、概括和提炼，寻找中国教育发展的规律。
遗憾的是，“**”
时期的教育学，虽立足于“中国”
，却放弃了“学”
，导致教育学中国化的畸形发展。
七、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建设中的教训
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探索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前。
1930年，杨贤江的《新教育大纲》是我国第一本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阐述教育基本问题的著作。
之后，张栗原的《教育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1949），林砺儒的《教育哲学》和钱亦石的《现代教育原理》（上海书店出版社，1946）也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阐释教育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但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教育哲学，以杜威实用主义为主导。
杨贤江的《新教育大纲》甚至一度遭到禁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
与此相适应，教育界也必须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教育学中的指导地位。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教育学，在“以苏为师”
的思想指导下，开始了一个“学习借鉴苏俄式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结合本国实际，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艰难过程”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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