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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利用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吸引外国大量的资金和技术，迅速走上发展道路，成为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经济火车头。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和“亚洲四小龙”
的经济模式已经十分成熟。
产业方面形成梯队：日本领头，偏重技术密集型工业；“四小龙”
跟进，偏重劳动密集型工业，形成雁阵结构。
这里资金充裕，市场广阔，工厂管理和运营卓有成效而且颇富东方特色，成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典型案例。
正当日本和“亚洲四小龙”
土地快速升值、劳动力成本急剧上升的时候，适逢中国改革开放，面向世界打开大门，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拥抱市场经济体系。
真是瞌睡时遇见枕头，双方都是求之不得。
于是香港、台湾的“三来一补”
加工工业、电子制造业潮水般涌进东南沿海，分享大陆的土地红利、人口红利。
中国的对外开放为全球制造业成本降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潜力，也“当仁不让”
地为全世界提供了一个在后来30多年中低成本劳动力接近“无限供给”
的“世界工厂”
。
深圳的“发家”
史就是在荒芜的海边土地上不断建起工厂的过程。
在世界产业转移高峰期，这个海边小渔村慷慨地成为当年产业转移的承接地，向来自全球各地的“三来一补”
加工型企业敞开怀抱。
密密麻麻的厂房，工厂宿舍外晾晒的工衣，被围墙圈起的厂房，使得深圳成为“世界工厂”
当仁不让的代表。
深圳经济特区介入最新、最猛烈的一波全球化，不是在时间上占先机，而且极具合理性，既迎合了全球产业转移的大趋势，又引领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潮。
这不是偶然的幸运，而是符合必然的逻辑。
在本书前文关于世界工厂的“上屋模式”
中，已经有过详细的讨论。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深圳通过不失时机的产业升级，不仅从全球化中获得了最大程度的好处，而且在全球化格局中渐居中枢位置。
早在20世纪90年代，深圳就开始鼓励用高新技术手段升级传统产业，80年代“前店后厂”
式的深港产业格局开始改变，深圳的制造业开始超越香港，并且拥有越来越多的自主产权。
新千年后，深圳大举外迁“三来一补”
工厂等低附加值企业，大力扶持发展互联网产业，深圳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不仅超越香港，也开始超越台湾地区，追赶日韩。
直到近年来，深圳高新技术紧逼美国硅谷，渐渐处于局部领先的“无人区”
地带。
短短40年，深圳从参与全球化获益开始，不断深度介入全球产业链，成为全球新兴产业资源的交易中枢，成为高新技术应用开发的创新中心，一步一步占据全球产业分工的“C位”
（即中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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