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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言诗经过汉魏六朝的演变，作风也分化。
阮籍是一期，陶渊明、谢灵运是一期，“宫体”
又是一期。
阮籍抒情，“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
（颜延年、沈约等注《咏怀诗》语），最是浑含不露。
陶、谢抒情、写景、说理，渐趋详切，题材是田园山水。
宫体起于梁简文帝时，以艳情为主，渐讲声调对偶。
初唐五古还是宫体余风，陈子昂、张九龄、李白主张复古，虽标榜“建安”
（汉献帝年号，建安体的代表是曹植），实是学阮籍。
本书张九龄《感遇》二首便是例子。
但盛唐五古，张九龄以外，连李白所作（《古风》除外）在内，可以说都是陶、谢的流派。
中唐韦应物、柳宗元也如此。
陶、谢的详切本受乐府的影响。
乐府的影响到唐代最为显著。
杜甫的五古便多从乐府变化。
他第一个变了五古的调子，也是创了五古的新调子。
新调子的特色是散文化。
但本书所选他的五古还不是新调子，读他的长篇才易见出。
这种新调子后来渐渐代替了旧调子。
本书里似乎只有元结《贼退示官吏》一首是新调子，可是散文化太过，不是成功之作。
至于唐人七古，却全然从乐府变出。
这又有两派：一派学鲍照，以慷慨为主；另一派学晋《白纻（舞名）歌辞》（四首，见《乐府诗集》）等，以绮艳为主。
李白便是著名学鲍照的，盛唐人似乎已经多是这一派。
七言句长，本不像五言句的易加整炼，散文化更方便些。
《行路难》里已有散文句。
李白诗里又多些，如，“我欲因之梦吴越”
（《梦游天姥吟留别》），又如上文举过的“弃我去者”
二语。
七古体夹长短句原也是散文化的一个方向。
初唐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全首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简直没有七言句，却也可以算入七古里。
到了杜甫，更有意地以文为诗，但多七言到底，少用长短句。
后来人作七古，多半跟着他走。
他不作旧题目的乐府而作了许多叙述时事，描写社会生活的诗。
这正是乐府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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