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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复杂、更有难度。
历史尚未终结，世界的进程不可能只是终结在西方模式的阶段，相反，新的世界历史刚刚开始。
未来会出现怎样更符合各国国情、更适应全球新趋势的制度架构，解决目前人类对政治体制的集体困惑与普遍焦虑，中国应能提供非常特殊的制度发展经验。
“200年未有之大变局”
。
从知识体系的角度看，200年前出现并在全球普及的学科体系与思想范式在当前认识世界、重构世界的进程中，暴露出了不可修复的缺陷与短板。
按照沃勒斯坦的说法，19世纪以来，发端于西欧与美国知识界的社会科学出现了内部结构分化，建构了当代知识分工与学科划分体系。
“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合演了一首四重奏，构成了一个可以‘社会科学’为名并与各种社会思想相区别的制度化知识领域。”
[11]学科的制度化进程，不仅是在西方实践基础上展开的方法论，更是持续强调与其他知识的差异或特殊性，进而导致知识分子在解释世界时形成了浓烈的“西方化”
与“狭隘化”
色彩。
源于西方实践的社会科学知识越来越难以解释非西方世界的全新现象，而后者的含义、范畴、活跃度均远超前者。
比如，现在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体系难以解释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进程，无法解读“一带一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
等源于东方智慧的新思想、新倡议。
对此，全世界理应对现有的知识体系进行深刻“否思”
。
[12]换句话说，这种“知识赤字”
迫切需要跨界知识大融通，需要从全人类的现代实践出发，重新进行跨学科、融知识的解释与理解。
[1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16年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等“黑天鹅”
事件频繁出现，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准确性、适用性已受到频繁质疑。
作为新兴大国，中国的知识体系构建进程基于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引进，但必须拥有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运用大量新兴国家开创的新发展实践，建构新的知识范式与创新理论。
[14]
“100年未有之大变局”
。
从权力结构的角度看，一百多年前确定的大西洋体系正在经历洲际式的转移与主体性的分散。
随着中国、印度、日本、韩国、东盟的崛起，全球权力重心正在逐渐向亚洲转移，这包括亚洲国家的市场活跃度、创新研发投入、工业制造规模、电子商务普及度、移动支付普惠性、基础设施便捷化，甚至还包括时尚、旅游、电影、小说等消费文化行业，亚洲的全球号召力与软实力越来越多地使欧美国家自惭形秽，以至于在美国出现了集体焦虑。
[15]从经济、贸易、金融、工业等诸多数据变化所带来的影响看，百年来的国际机制与国际组织都面临着改革的压力，如WTO、联合国等。
正如新加坡著名学者马凯硕在其著作《新亚洲半球》中所说：欧美国家在自由贸易、全球变暖、核武器扩散、中东、伊朗等问题上，都已捉襟见肘，世界师法亚洲之长的时刻到了。
[16]与此同时，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力量共同挤压着国家权力，国际行为主体不只是由国家垄断，而是如中世纪欧洲在政治形式中出现帝国、王国、城市、国家、部族、封建领主、神权政治、行会、公爵等那样多重行为体，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意见领袖、极端主义、民粹主义、反全球化力量、网络精英、媒体、智库都在分散国家的权力，“新中世纪主义”
之态在当前世界的迹象相当明显，世界既非G2、G20，也非G0，而是Gn时代，即n种力量正在影响着世界新进程。
[17]未来世界的冲突，不一定聚焦在国家领导权之争，而是取决于国家与社会、国家与非国家主体之间的力量平衡。
依靠20世纪以来国家主义的权力逻辑，估计很难应对当前的全球乱局，相比之下，亚洲各国的发展经验，尤其是源于中国改革开放40年合作精神与实践理性的治国理政经验，正在为世界的发展提供新动力。
而过去十年，中国在多数行业出现对西方的“弯道超车”
，并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换轨领跑”
趋势，世界也为此展现出了新的制度性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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