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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百年变局”
下的大国责任与全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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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28至29日，二十国集团（G20）第14次首脑峰会在日本大阪召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世界多国政府首脑出席峰会。
自1999年正式成立以来，二十国集团（G20）机制已经走过20年。
从早期的部长级会议（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机制）到2008年以后的首脑峰会，其层级不断提高、影响力稳步扩大，业已取代七国集团（G7）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首要平台”
。
而中国则在这一“历史转折中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
[1]。
作为国际社会应对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制度性产物，G20峰会机制在过去11年中为全球经济金融的发展与改革提供了新的动力。
[2]然而，在G20机制自身固有缺陷、当前全球经济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泛滥、民粹主义盛行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机制本身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治理主体都面临新挑战。
[3]
鉴此，本章在文献研究以及近两年来对美国、欧盟、日本、印度、印尼、土耳其、澳大利亚等G20国家以及伊朗、巴基斯坦等非G20重要国家进行密集调研的基础上，首先回溯作为全球（经济）治理重要平台的G20机制成立2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重点评估2008年G20升级为首脑峰会后的机制化建设与演进逻辑并做历史分期；然后研讨近两年来G20机制所遭遇的最新困境，重点考察杭州共识的国际接受度与当前所面临的最新挑战；最后就如何延续“杭州共识”
，并进一步优化G20架构、推进全球治理改革提出新的中国思路。
一、G20的发展及当前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促成二十国集团（G20）机制产生的机缘是两场冲击全球的金融危机。
[4]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富国俱乐部”
认识到“既有G78及更早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已无力为一个新的全球化金融时代提供金融稳定；同时，需要建立一个既包括既有强国又包括新兴经济体的更广泛和更长期的集团来提供这一全球公共产品”
，于是建立了G20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机制以共同应对。
[5]
而十年后的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则使G7自身沦为金融危机的发源地与重灾区。
为尽快恢复本国经济以摆脱危机，发达国家不得不借助新兴经济体的资源和支持，因而促成了G20从部长级会议升级为领导人峰会机制，并由此逐步取代G78峰会在讨论国际经济金融事务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
[6]
（一）G20机制20年：治理成果与演进逻辑
按照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1995年在《天涯成比邻》报告中的经典定义，“全球治理”
（GlobalGovernance）是指在全球化时代各种各样的个人、团体（公共的或个人的）处理其共同的全球事务的持续过程。
这个过程不仅试图调和各种互相冲突的不同利益主体并促成其采取合作行动，还授予公认的团体或权力机关以强制执行力，以及达成得到人民或团体同意或者认为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协议。
[7]下文将借助有效性和代表性两条主线，观察G20作为全球治理平台的演进逻辑，评估各阶段成果并做历史分期。
1.部长会议时期（1999年9月至2008年10月，共9次部长级会议）
G20机制于1999年12月16日在德国柏林成立，由原八国集团（G8）以及包括欧盟在内的另外12个重要经济体组成，形式为非正式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宗旨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提供一个非正式对话的新机制，以扩大在具有系统重要性的经济体之间就经济、金融核心议题进行讨论并合作，以取得惠及所有人的稳定、可持续的世界经济增长。
[8]
G20机制最终成员名单主要考虑了成员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以及作为一个会议协调机制的最大容量。
[9]这使得G20在代表性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国际合法性”
（Iioimacy）上较G78都有了大幅提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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