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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本质上是劳动的不等价交换。
“高劳动低所得”
和“低劳动高所得”
的现象是怎么造成的呢？这与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下的产业格局演化有关，世界治理体制不断被修正，以维护这种现象并使之显得理所当然。
GDP在其中是一个重要的工具。
1992年发生了两件大事，分别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加速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里程碑之一《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前者促进中国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后者使前苏东部分地区融入西欧市场经济体系。
曾经的“工业发达国家”
纷纷转移制造业，逐渐变成了以金融方式控制海外资产的经济“虚拟化”
国家，金融在经济活动中的产出占比越来越大。
GDP代替GNP给这些国家带来的好处是：由于资本的高速流动特性，本国会有大量金融资产属于外国公民所有，GDP统计可以包含这一部分，帮助本国维持“高收入国家”
地位，继续掌握游戏规则的制定权，从而实现“不事生产，印钞购物，坐享其成”
。
中国的对外开放加入全球分工体系使一个人口超过全球五分之一的“大块头”
参与到了全球工业大转移的历史进程中。
中国通过承接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转移，成为了“世界工厂”
。
在这个过程中，GDP扮演了重要角色。
中国起初采用的是MPS框架，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为了能够与美国开展经济合作，中国开始学习SNA。
经历了五年多时间和庞大的培训、组织和变换思路，中国于1985年开始试行发布GDP，并于1993年起完全以GDP代替MPS。
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治理体制开始能够跟西方世界接轨，而这其中的微观经济管理方式改变过程，也正是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
美国曾经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由于多年的工业外移，已经失去了大量中低端环节，工业体系的“活性”
大大降低。
这一方面与工业中大量环节流失，剩余的部分难以“连缀成网”
有关，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掌握技术的人员没有一直处在不断工作的团队中的话，要想重新“找回状态”
也很困难。
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的“工业生态”
相当富有活力。
在技术发展使得最终产品越来越复杂的时代，大部分工业产品的生产都会涉及数以千计的生产环节，从工业生态的角度来看，其后果是越来越多的工业品只能在中国生产。
在中国形成世界最完整的工业生态过程中，GDP快速提高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随着工厂越来越多和市场经济体系的发展，工业化管理也越来越普及，使得经济活动“有价格、能记录”
；同时这也意味着，中国实际上也有大量的经济活动由于管理体系尚未被工业化，难以被记录，因此中国的GDP实际上是长期被低估的。
中国的真实GDP肯定比SNA统计出来的数值要高得多。
为什么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工业国家，却仍然要出口廉价的工业产品给发达国家呢？答案还是在当代世界治理体系中。
GDP是产业世界治理体系的“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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