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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
于是，发展成果要能够不断满足分利期望，社会运行才可持续。
成型于20世纪60年代的普选制可以看作全民分利制度，它必然导致政治诉求一味追求高福利，政策短视，没有长期目标。
没有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社会运行就需要依赖信用体系来兑现分利期望。
为了建立信用体系，经济社会各环节运行都被会计化进而金融化，就连个人行为都被纳入信用体系和社保体系中，从而出现了经济金融化现象。
在经济金融化的社会中，各种对未来经济数据的预期都可以被计算、细分、转移、折现，企业追求“画大饼”
从而实现“高估值”
，个人生活被社保基金的投资收益预期所绑定。
于是，整个社会的未来取决于经济能否持续增长，从而带来先前分利预期的变现。
然而，政治上全民追求分利、经济上各类中间环节形成多个分利集团相互博弈的社会，必然出现“画大饼”
速度赶不上分利欲望膨胀速度的局面：社会债务规模不可控地膨胀，超过了创新能够带来的新增偿债能力。
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金融危机日益向深层次发展的西方经济危机，意味着“先分利，再发展”
的西方民主必将陷入困境。
五、重新认识中国制度优势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中国在社会制度的设计上把经济发展看作一个过程，以过程结束端的成果共享作为初衷，而非以过程开始端的预先瓜分为准则。
这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一个根本不同。
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要在金融危机后维系业已金融化的信用社会体系运行，核心任务是维持其资产体系的高估值。
而要维持这种高估值，就需要不断“释放流动性”
，也就是“印钞”
。
然而，“印钞”
的后果就是债务规模的进一步膨胀，债务规模的飞涨也就意味着西方的信用社会体系愈发不可维系。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制度优势日益凸显。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制度设计上首先强调以人民为中心，为此就要确保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也就是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
实际上，定义了“以人民为中心”
的国家性质，拥有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就可以确保发展过程从生产开始，而非从先谈妥分利方案开始。
由此，中国社会也就不会陷入西方那样的分利怪圈中去。
在有基本经济制度保障的情况下，中国能够不断贯彻落实五年规划，使经济社会发展保持连贯性。
放眼世界，“先分利，再发展”
的国家往往出现仅执行了数年的大政方针因大选而全盘改变的情况。
不少发展中国家不但无法自主开展生产规划，甚至连“先分利”
都无法自主，经济上乃至政治上受制于人，经常由于外部因素导致内部发展受挫。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得中国社会有凝聚力，使得中国人民能够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在重大问题上进行民主协商、科学决策，集中力量办大事。
放到世界上看，没有稳定领导核心的国家，就无法有效组织、形成合力、开展生产，就会陷入不同分利集团的撕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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