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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借用C.P.斯诺（ow）的讲法，社会上存在着“两种文化”
：科学的文化和人文的文化。
无论是历史还是戏剧，是传记、诗歌还是小说，文学一直都是人文文化的精华。
不过，人们现在也经常提出，严肃文学在许多方面已经成了一种无关紧要的艺术。
如果真是这样，那也并不只是因为大众群体的扩大、大众传媒的发展，以及这一切给严肃文学生产带来的影响，还要看当代历史的性质如何，以及具备鉴赏力的人们觉得需要如何把握这种性质。
在当代政治事实和历史现实面前，有什么样的小说，什么样的新闻报道，什么样的艺术努力可以一争短长？在20世纪历次战争事件面前，又有什么戏剧中的地狱景象能够与之相称？对于置身原始积累创痛中的人们的那种道德麻木，又有什么样的道德斥责足以衡量深浅？这就是人们想要了解的社会历史现实，所以他们常常觉得，靠当代文学不足以洞彻真相。
他们渴求事实，追寻事实的意义，希望获得可以相信的“全貌”
，并在其中逐渐理解自身。
他们还想获得助人定向的价值，培养适宜的情感方式、情绪风格和描述动机的词汇。
但泰纳们并不容易在当代文学中找到这些东西。
关键并不在于是不是要在那里找这些东西，而在于人们往往没能找到。
从前，文人们身兼评论家和史学家的身份，会在行走英格兰或远游美利坚时撰录见闻。
他们努力概括作为整体的社会的特征，并捕捉其间的道德意义。
假如托克维尔（Tocqueville）或泰纳（Taine）重生当世，他们难道不会成为社会学家吗？《泰晤士报》的一位评论员就提出了这个有关泰纳的问题，他认为：
泰纳始终把人首先看作一种社会动物，把社会视为多个群体的组合。
他的观察细致入微，是个孜孜不倦的田野工作者，又具备一种品质……特别有利于洞察社会现象之间的关联——这种品质就是生气勃勃。
他过于关注当下，从而不能成为一名杰出的史家；他过于擅长理论分析，所以无法试手创作小说；他过于推重文学，视之为一个时代或一个国家的文化档案，故此无法成为第一流的评论家……他有关英国文学的研究与其说是在探讨英国文学，不如说是在评论英国社会的道德风尚，并被借来宣扬其实证主义。
全面观之，他首先是一位社会理论家。
[4]
但泰纳依然算是个“文人”
，而不是“社会科学家”
。
这或许证明，19世纪大部分的社会科学满心想的就是热忱追寻“法则”
，据说这样的“法则”
堪比想象中自然科学家发现的“法则”
。
由于缺乏充分确凿的社会科学，批评家与小说家，戏剧家与诗人，就都成了梳理私人困扰甚至公共议题的主要干将，而且往往独力担当梳理的任务。
艺术的确表现出了诸如此类的情感，也能常常彰显它们，并以戏剧性的犀利见长，但仍然不具备思想上的明晰，而这是人们今天理解或缓解这些困扰和议题所必需的。
现今的人们如果要克服自己的不安与漠然及其所导致的各种棘手苦恼，就必须直面这些困扰和议题，而艺术并没有也无法将这些情感梳理成涵盖它们的问题。
事实上，艺术家对此往往也没有兴趣。
不仅如此，严肃的艺术家本人就深陷困扰。
在这方面，借助社会学的想象力而变得生气勃勃的社会科学有望在思想和文化上助上一臂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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