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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悲观阴郁，那很糟糕；如果引向希望，那很不错。
但与此同时，吁求“建设性方案”
和“满怀希望的调子”
，往往意味着没有能力直面事实，哪怕这些事实无疑令人不快，那也与是真理还是谬误无关，与评判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研究无关。
有些社会科学家的治学虽然用力于小范围情境的细节，但也没有把他们的研究置于其所处时代的政治冲突和力量之外，而是“接受了”
他们所在的社会的框架，至少间接地、在实质效果上“接受了”
。
但是，任何人只要接受社会科学全面的学术任务，就不能单纯设定这种结构。
事实上，他的工作就是要阐明这一结构，并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
着手做这项工作，本身就是他的一项重要判断。
由于美国社会有那么多的可证伪之处，单纯以中立的方式描述它，往往会被视为“野蛮的自然主义”
（savagenaturalism）。
当然，要隐藏社会科学家可能设定、接受或蕴含的这些价值，其实并不很难。
我们都明白，手头就有一个做这种事情的不太上得了台面的机制：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中的许多行话，就是因为对毫无实质担当而片面追求精致形式抱有奇怪的热情。
任何人只要献身于研究社会并公开发表成果，无论他是否愿意，也不管他是否清楚意识到，他的所作所为就都带着道德的意味，往往也带着政治的意味。
问题在于他是直面这一境况并明确心意，还是自欺欺人，在道德上放任自流。
在今日的美国，许多社会科学家，不妨说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是或坦然或不安的自由派。
他们顺从于普遍蔓延的对于任何深切担当的恐惧。
当这类人抱怨要“做出价值判断”
时，他们真正想要的是这种顺从，而不是什么“科学的客观性”
。
还有教学，顺便说一句，我不觉得它和写作是一回事。
当你出版了一本书，它就成了公共财产。
作者对其读者公众即使有责任，唯一的责任就在于尽可能把书写好，他是最终评判者。
但教师还有进一步的责任。
从某种程度上说，学生是被俘获的听众，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其教师，后者在他们眼里成了某种榜样。
教师的首要工作就在于尽可能充分地向学生揭示，一个据说充满自律的头脑究竟是如何运转的。
教学的艺术很大程度上就是大声说出来而可以被理解的思考艺术。
在书里，作者常常试图说服别人接受其思考的结论；而在教室里，教师则应当努力向别人展示一个人是怎样思考的，同时也展示出，当他思考颇有所得时，感觉有多美妙。
因此，在我看来，教师应当把各种预设、事实、方法和判断都说得非常明确，不应当有任何隐瞒，而应当循序渐进，随时反复揭启所有可能的道德方案，然后才给出他自己的选择。
但如果是这么写作，会非常枯燥乏味，也不可能保持自我清醒。
精彩的讲课之所以成书后往往不会大卖，原因之一正在于此。
像肯尼思·博尔丁（KehBoulding）那样乐观是很难的，他写道：“尽管我们的实证主义者千方百计要使研究人的科学去人性化，它也依然是一门道德科学。”
但要对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Robbins）提出异议甚至更加困难，他写道：“可以并不夸张地说，今天文明面临的主要危险之一，就是受自然科学训练的心智没有能力洞察经济范畴与技术范畴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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