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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可能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我们的时代，这些限制其实显得非常宽松。
除此之外，自由的问题等于求问：有关世间人事的未来的决策如何做出，由谁做出。
从组织角度看，这个问题关乎公平的决策机制。
从道德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关乎政治责任。
从思想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关乎世间人事如今看来有哪些未来走向。
但是，今日之自由问题还有更为宽广的面向，它不仅关注历史的本质，关注明确的决策影响历史进程的结构性机会，而且关注人的本质，关注自由的价值无法以“基本人性”
为基础这一事实。
自由的终极问题就是快活的机器人的问题；它之所以在今天以这种形式出现，是因为我们今天都明确认识到，也许，并非人人都发乎自然地想要自由，并非所有人都愿意尽全力或能够尽全力获取自由所必需的理性。
那么，在哪些条件下，人们会开始想要自由并且有能力自由行事呢？在哪些条件下，他们会愿意并且能够承受自由的确会施加的负担，并视之为快乐承受的自我转化，而不是负担呢？反过来，人们能被塑造成为想要成为的快活的机器人吗？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是否必须面对如下可能性：人的心智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可能会在质量上和文化层次上愈益下降，却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一点，因为技术上的新巧玩意儿不断累积，吞噬一切？这难道不意味着所谓没有理性的合理性？不意味着人的异化？不意味着理性在世间人事中缺乏任何自由的角色？新巧玩意儿的累积掩盖了这些意味：使用这些装置的人并不理解它们，而创造出它们的那些人对除此之外的东西也是所知甚少。
因此，可以大体确定，我们不能以技术上的丰足作为指标，来衡量人的素质和文化进步。
要梳理任何问题，都要求我们说清楚将涉及哪些价值，这些价值又会遭到怎样的威胁。
这是因为，正是这些对备受珍视的价值——如自由和理性这样的价值——所构成的显著威胁，才是社会探究的一切重要问题所必须具备的道德要旨，也是一切公共议题和私人困扰的道德要旨。
“文艺复兴风格的人”
的理念的所有蕴意，贴切地体现了个体性这一文化问题中涉及的价值。
而对于这一理念的威胁，就是“快活的机器人”
在我们当中愈益占据上风。
人类塑造历史这一普罗米修斯式的理念，体现出历史塑造这一政治问题中涉及的价值。
对于这一理念的威胁是双重的：一方面，历史塑造过程很可能是放任自流的，人们可以继续放弃自愿去塑造的努力，如此便只是随波逐流；另一方面，历史也确实是可以被塑造出来的，但只是出自狭小的精英圈子之手，而对于那些必须努力从他们的决策和疏失的后果中生存下来的人，他们却不承担实质性的责任。
我并不知道如何回答我们时代在政治上不负责任的问题，或是“快活的机器人”
这一文化上和政治上的问题。
但是，人们必须至少敢于直面这些问题，否则将找不到任何答案，这一点难道还不清楚吗？相比于其他人，最应该直面这些问题的就是富裕社会里的社会科学家，这一点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现在并没有这么做。
可以肯定，这是我们时代的特权人士所犯下的最大的人为疏失。
[1]参见Mannheim，Manay，NewYork，Harcourt，Brace，1940，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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