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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学术陈述必须得到仔细审查，要么在重新陈述时彻底利用它，要么就弃之不用。
在决定手头的工作需要进行哪些经验研究之前，我首先要草拟一份更大的设计，其中开始生发出各式各样的小型研究。
同样，我还是从档案中摘录了一些：
我还没有准备好以系统而经验的方式研究作为整体的上层集团。
因此，我所做的只是提出一些定义和步骤，为这类研究构筑某种理想设计。
然后，我就能够尝试：第一，搜集切近该设计的现有材料；第二，思考基于现有指标，以哪些便捷方式搜集材料，能在关键要点上满足设计；第三[6]，接下来我可以进一步明确整体上的一系列经验研究，这到最后都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要系统地界定上层集团，必须从具体的变项出发。
从形式上说，这也多少符合帕累托的做法，任何给定价值或价值系列中，无论什么可用的东西，他们这些人都是“拥有”
最多的。
因此，我必须做出两项决定：我该以哪些变项作为判断标准，我说的“最多”
又是什么意思？我决定了该用哪些变项，就必须尽可能构筑出最佳指标，如果可能的话将采用可量化的指标，以便从这些指标的角度来确定总体人群（population）分布。
只有做完了这些，我才能开始明确自己说的“最多”
是什么意思。
这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讲，这应该留待对于各种分布及其重叠的经验考察来确定。
我的关键变项首先应当足够一般化，能让我在选择指标时有一定的余地，但又要足够特殊化，能导向搜集经验指标。
随着研究的推进，我将不得不在观念与指标之间来回穿梭，就想着既不能丢失原本的意涵，又得对它们有相当具体的把握。
以下是我会作为出发点的四个韦伯式变项：
Ⅰ.阶级，指的是收入的来源与数量。
所以我需要掌握资产分布和收入分布。
这里理想的材料（很稀缺，遗憾的是还往往过时）是年收入的来源与数量的列联表。
比如，我们知道，1936年，总数人口的X%得到了Y百万美元或更多的收入，而所有这些钱中，Z%来自资产，W%来自经营回报，Q%来自工薪所得。
在这个阶级维度上，我可以把上层集团，即那些拥有最多的人，界定为在给定时间内获得给定数量的收入的人，或者界定为在收入金字塔上占据最上层百分之二的人。
查看财政部记录和大纳税人名单，看看是否能够更新有关收入来源和数量的TNEC[7]表格。
Ⅱ.地位，指的是得到的遵从的数量。
针对该变项，并没有任何简单的或可量化的指标。
现有的指标要用的话，需要进行个人访谈；迄今为止，这只限于地方社区研究，总之基本上没什么用场。
进一步的问题在于，地位不像阶级，地位还涉及社会关系，至少需要有一个人接受遵从，一个人授予遵从。
名声（publicity）和遵从（deference）很容易搞混；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还不知道，是否应该用名声的大小作为确定地位的指标，尽管这可是最容易获得的指标。
（例如：查查1952年3月中旬的某一天或前后两天，《纽约时报》或其所选版面上提到姓名的人都属于下列哪些类别，就能说明问题。
）
Ⅲ.权力，指的是某人在即使他人抵制的情况下也能实现其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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