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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把这种比较做得充分，通常要求我们利用历史提供的多样性。
如果我们不以比较的方式考察一定范围内的当代社会与历史社会，甚至都不能对社会同质性的问题做出恰切的陈述，遑论充分的解答，对于现代大众社会是这样，抑或相反，对于传统社会亦是如此。
例如，如果不进行这类工作，就无法搞清楚政治学中诸如“公共”
和“公共舆论”
之类的核心主题的意涵。
如果我们在自己的研究中不把范围弄得更充分一些，往往注定会得出浅薄且有误导性的结论。
比如，我想任何人都不会反对说，政治漠然的现状是当代西方社会政治景观的重要事实之一。
然而，那些有关“选民政治心理”
的研究一无比较视角，二无历史视角，我们在里面甚至都找不到一种能够真正考虑这类漠然的有关“选民”
或“政治人”
的分类。
实际上，以这类选举研究通常的角度，根本就无法梳理这种具有历史特定性的政治漠然观念，更不用说它的意涵了。
说前工业世界里的农民“在政治上漠然”
，和说现代大众社会里的人“在政治上漠然”
，传递的并不是一个意思。
一方面，在这两类社会里，政治制度对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及其境况的重要性有着天壤之别。
另一方面，人们参政议政的正式机会也不一样。
再说，现代西方世界中资产阶级民主的整个进程引发了对于政治参与的期待，而这在前工业世界中并不总能被激发出来。
要理解“政治漠然”
，要说明这种现象，把握其对于现代社会的意义，我们必须考察漠然的纷繁多样的类型与条件，而这就要求我们考察历史和比较性质的材料。
（2）非历史的研究通常倾向于对有限情境做静态或相当短期的研究。
但这只能是一种期望，因为当更大的结构发生变迁时，我们很容易就会意识到它们的存在；而只有当我们开阔眼界，涵括足够合适的历史跨度时，我们才有可能意识到这类变迁。
因此，我们要想有机会理解较小的情境和较大的结构如何相互作用，要想有机会理解作用于这些有限情境的较大的原因，就必须处理历史材料。
无论结构这个关键术语的意涵是什么，要对结构有所意识，要充分陈述有限情境中遭遇的那些困扰与问题，都要求我们承认社会科学是历史学科，并依此付诸实践。
历史的研究使我们更有机会意识到结构；不仅如此，我们要是不使用史料，也无法指望能理解任何一个社会，哪怕是一桩静态的事件。
有关任何社会的意象都有其历史特定性。
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特定性原则”
，首先指的是如下方针：要理解任何一个给定的社会，都必须从它所处的特定时期的角度出发。
不算怎么定义“时期”
，在任一给定时期里盛行的那些制度、意识形态、众生男女的类型，所构成的东西都具有独一无二的模式。
这并不等于说无法拿这种历史类型与其他类型相比，当然也不是说只能通过直觉来把握这样的模式。
但它的确意味着，在这种历史类型中，各式变迁机制会交织成某种特定的关联，这正是该原则的第二层指涉。
卡尔·曼海姆追随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脚步，把这些机制称为“中介原则”
（principiamedia），而关注社会结构的社会科学家们希望把握的正是这些机制。
早期的社会理论家试图梳理出永恒不易的社会法则，这些法则将适用于所有社会，就像自然科学中那些抽象化的步骤所引出的法则一样，能够洞彻“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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