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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又重新定义艺术家的角色，赋予艺术家以社会责任，使之不再游离于社会之外，而是投入对未来社会的规划建设中去。
包豪斯并非由艺术见解一致的艺术家结成的团体或联盟，而是一所国立艺术学校。
格罗皮乌斯的初衷是将之建成一个研究与发展机构，一座全面的艺术与技术试验站。
正如包豪斯的末任校长密斯·凡·德·罗在1953年庆祝格罗皮乌斯70岁寿辰时所言：“包豪斯不是关于一个明确问题的学院，而是一个理念。”
学校遵照中世纪手工艺作坊的传统，不分班级，而是以车间（Werkstatt）为单元，开设了细木工、纺织、壁画、陶瓷、金饰、玻璃、雕塑、编剧、舞蹈、舞台设计、摄影、书籍印刷与装帧等科目（车间的数目不断增加）。
这种新型设计教学法一改传统美术学院的课程设置，对点线面之间的关系以及色彩进行科学式分析研究，并首次把手工艺与工业生产、前卫抽象艺术以及美学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
教师分为两类，即形式教员（MeisterderForm）和工艺教员（MeisterdesHandwerks）。
当然，两类教员的区分必然导致他们之间的等级秩序、紧张关系，尤其因为格罗皮乌斯规定，形式教员应当监督指导工艺教员的教学工作，而且，工艺教员无权参加教员理事会。
一些形式教员（例如克利和康定斯基）提倡自由艺术，拒绝艺术与手工业的融合。
学生年龄在17～40岁，生源参差不齐，约三分之一是女性。
学生叫作学徒（Lehrling），进校后先学半年入门基础课程，接着必须在两类老师那儿各选一位拜师学艺，一边在车间学习工艺课程，一边学习形式课程，学制三年，学生考试合格后，取得“匠师”
资格。
部分学员还可以继续进入研究部学习建筑，接受格罗皮乌斯的指导。
学校的卓越特色在于吸引了一批创作风格与艺术观念各异的前卫艺术家作为教员，对其创作采取兼收并蓄的开放和支持态度，从而使得“包豪斯”
成为20世纪20年代欧洲最激进艺术运动的据点。
例如瑞士艺术家保尔·克利（PaulKlee）教的是玻璃彩绘和织布，康定斯基教的课程是分析素描，之后教构图理论。
由于政府提供的资金有限，包豪斯从成立之日起就处于经费窘境，格罗皮乌斯一直苦苦支撑、艰难经营着。
雪上加霜的是政治形势的恶化：1924年春，魏玛所在的图林根州由右翼党派执政，新政府随即解除教员合同，削减补助。
在此危难之际，汉堡、科隆和法兰克福竞相争取成为包豪斯学校的新校址，最后是萨克森州的德绍市（距离柏林两小时车程，交通方便）取得成功，因为社民党占多数的德绍市市议会为学校提供建设经费和位于郊区的大面积空地，格罗皮乌斯的建筑和规划在此可以获得充分的实施空间，而且由于校址位于荒郊野外，他可以不受周围建筑风格或城市规划限制、比较自由自主地设计和规划校舍。
包豪斯的德绍校舍已被列入世界文化保护遗产，堪称20世纪建筑的重要里程碑，值得详细介绍。
新校舍15于1925年完工，建造时间仅花了一年左右，是格罗皮乌斯设计完成的首座按照功能进行明确划分的建筑。
楼房建筑面积近10000平方米，建筑本身即艺术宣言，因为它是从建筑的功能出发进行形式设计的。
这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建筑材料不用木材或砖石，而是采用强化钢筋混凝土和玻璃；屋顶平平整整，舍弃了参差错落的装饰性山墙屋顶；白色外墙仅用纯色抹灰，舍弃了柱廊或雕塑等装饰性元素。
建筑风格洋溢着民主气息，这既体现于整栋楼的大面积玻璃所象征的透明度，夜间灯光亮起时，整座楼仿佛一座灯塔，象征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去七年后的新希望与前景，也可见于各区域形式上的无等级秩序。
校舍不再采用传统的寺庙建筑样式和一条强势的中轴线（代表金字塔式的等级秩序），而是由功能各异的六部分（包括车间的教学楼、办公楼、含餐厅的大礼堂区域、学生宿舍楼、教工宿舍、学徒技工学校）组成的中型建筑，有多条轴线、多个入口（教学楼“正”
门，即学校入口位于不起眼的侧面，便于连接教学楼区和办公区）、四个楼梯间，以便区分和连接各部分。
15格罗皮乌斯，德绍包豪斯校舍，1925
楼房各部分的大小、高低、形式和取向各不相同，依照功能需求而定，例如六层的学生宿舍楼是最高的，共有24间宿舍，每个宿舍都配有小阳台，教学楼区域是透明度最高的，采用具有铁质（后来因铁易生锈而换成铝）框架的玻璃幕墙，大片的铁框玻璃墙仅承担自重，不再起支撑房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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