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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一些疾病的来源并非人类喜爱的动物,比如因为丰富的粮食储备而主动接近我们的某种人人喊打的小型啮齿动物。
5.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
由于基因的差异,一些人对某一疾病天生拥有更强的抵御能力,更有机会存活并繁殖后代。
因此,一场疾病的袭击会使劫后的人群中拥有抗病基因的人比例增加,这就是进化。
文明延续已久的社会,经历过多次劫难,人群对部分疾病的抵抗力多少会增强一些。
考虑到人类与微生物繁衍周期的巨大差异,如果人类只是被动地依靠淘汰和选择来与微生物进行这场无休止的战争,那就永远只能忍受这种残酷。
但是,这样还不够。
我们是一种特殊的生物,是第一种主动反抗自然选择的生物。
我们虽在荒唐的战争中彼此杀戮,却也在努力活下去,不甘于被淘汰。
进化最奇特的产物——人类的大脑,在痛苦和恐惧中不断寻求对抗疾病的办法。
甚至祈求各路神明,举行古怪的仪式,在想像力驱使下用荒谬错误的方法治病,或把怒气发作在无辜的替罪羊身上。
在文明起源数千年之后,人类终于开始正确地追究疾病的原因,并找到了一些真正有效的办法。
6.细菌学说让我们更注重公共卫生
对于传染病,我们容易想到青霉素,还容易想到牛痘和脊髓灰质炎疫苗。
人类曾经面对看不见的敌人束手无策,一次次被屠戮却完全不知道为什么。
细菌学说之后的现代医学终于使我们有可能做到知己知彼。
不过,除了特效药和疫苗,控制传染病的另一个同样重要(或许更重要)的因素却经常被我们遗忘,那就是下水道、厕所、卫生习惯。
这些东西已经深深地渗入我们的生活,很难让人觉得有什么特别。
事实上,这些问题受到关注是随着19世纪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才开始的。
虽然考古学家在我国一座西汉墓葬中发现了有冲水马桶装置的厕所,但在那个时代及其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这种东西显然不是普遍存在的。
在16~17世纪的花都巴黎,人们随地大小便,把污水泼在街上,致病微生物容易在水源中生存和传播,洪水过后往往有瘟疫流行就是一个例证。
排泄物污染公用水源,是烈性传染病在人口密集区、尤其是卫生状况差的城市中容易传播的一个关键因素。
19世纪上半叶,英国人埃德温·查德威克在参与修订贫民法时,认识到了贫困与疾病的关系,并于1842年出版了一本研究公共卫生的著作。
受其启发,加上伦敦霍乱大流行带来的困扰,英国于1848年通过公共卫生法案,开始大规模建设下水道系统,设立垃圾回收制度。
这大大降低了平民的死亡率,此后其他国家相继跟进。
细菌学说的问世,使这类措施有了理论基础,得以进一步推广。
普遍的个人卫生教育也产生了。
将“非典”
与历史上的传染病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到,药物和疫苗并不是我们对抗传染病唯一的工具,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工具。
在这类战争的最前线,是看起来极为平常的公共卫生系统,还有病例的迅速鉴别诊断和隔离机制。
是的,没有特效药,就会有死亡,会有悲痛。
但是,只要这个社会还维持着正常运转,公共卫生系统和防疫隔离机制没有崩溃,我们就可以把传染病控制在最小范围内,使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惨景不至于重演,使绝大多数人免于失去亲人的悲痛。
7.人类社会与传染病
在世界历史上,任何一次传染病的大流行都是由人类文明进程所带来的;反过来,每一次大规模的传染病又对人类文明本身产生了极其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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