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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过,我又以为,就自己所研究的问题而言,用“现代性”
与“反省现代性”
较之“现代化”
与“反现代化”
,更显贴切与富有历史感。
所以我在文中说:“本文所指的现代性,认同前一种意见(指艾恺说)。
这与目前学术界的有关争论无涉,仅是考虑此种提法更适合于20世纪初年的语境而已”
。
由于有了概念上的自觉,作者对自己下一步研究应有的取向,变得明确起来了。
依照逻辑,要推动研究的深入发展,自然需要进一步正面探讨西方反省现代性思潮在其时中国的反响及其与新文化运动关系等诸多问题。
其所呈现的最终研究成果,主要便是2008—2009年发表的两篇文章:《欧战前后国人的现代性反省》和《新文化运动与反省现代性思潮》。
文章不仅指出,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与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风行一时,是其时反省现代性思潮兴起的主要表征;1923年著名的“科玄之争”
,与其说是传统所谓的主张科学与反科学之争,不如说是此一思潮在新文化运动中激起的强烈反响,来得更合乎历史实际;而且,还指出,反省现代性思潮的兴起助益国人进一步开拓了心胸,同时也为新文化运动发展注入了新的要素,张大了其发展的内在张力。
如同在摄影中,调整焦距可以改变景观之纵深一样,史学研究也多赖视角的变动,从而得以观察到更多的历史侧面。
在《从反省现代性到服膺马克思主义》一文中,作者指出,李大钊、陈独秀从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并非径情直遂,恰恰是反省现代性为之提供了必要的思想铺垫;而《角色·个性:蔡元培与新文化运动》一文则要说明,蔡元培正是因为得益于更多的认同反省现代性,故与陈独秀、胡适诸人相较,其在新文化运动中具有了更加鲜明的个性;至于《五四前后外国名哲来华讲学与中国思想界的变动》一文,所以将杜威、罗素等五位外国名哲来华讲学,视为整体现象和作综合的研究,也正是得益于此,如此等等。
自然,相信自己从反省现代性思潮入手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与丰富人们对于“五四”
前后中国社会历史的既有认知,这无非是作者冷暖自知和敝帚自珍罢了。
其是非得失,还有待读者的批评。
反省现代性研究是一个很大的课题,现有的个案研究仅是阶段性的成果,作者希望在此基础上,将来能完成一本系统的专著。
本书所收文章,大致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涉及的多为宏观问题;第二部分则属代表性人物的个案研究;第三部分为其他。
由于本书为系列的专题研究,文章发表时间前后不一,为交代问题之缘起,诸文间便难免于重复之处。
这是需要请读者理解的。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支持本书的出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刘东明等同志为本书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这里一并谨致谢意。
郑师渠
2012年仲春于太月园
[1]参见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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