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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他说：西方文明“疲于物质之下”
，东方文明之所长，“则在使彼西人依是得有深透之观察，以窥见生活之神秘的原子，益觉沉静与安泰。
因而起一反省，自问日在物质的机械的生活之中，纷忙竞争，创作发明，孜孜不倦，延人生于无限争夺之域，从而不暇思及人类灵魂之最深问题者，究竟为何？”
[46]这与罗素所谓“我们的文明的显著长处在于科学的方法；中国文明的长处则在于对人生归宿的合理理解。
人们一定希望看到两者逐渐结合在一起”
[47]，岂非异曲同工？还需要指出的是，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阐述上述观点，是文还有两篇附录，其中一篇是日人北聆吉的《论东西文化之融合》。
如前所述，时日本正风行柏格森哲学，故作者正是从鲜明的反省现代性的视角出发，提出了东西文化融合的主张。
[48]李大钊肯定是文“颇多特见”
、“亦与愚论无违”
。
[49]这无疑更进一步彰显了他反省现代性的取角。
诚然，如果仅止于此，还不足显示李大钊的个性；还必须看到，李大钊虽然主张中西文化调和，但他并不认为二者可以等量齐观，尤其反对可能缘此引出隆中抑西的误导。
所以，他强调：无论西方文化如何显露了自己的弱点，“而以临于吾侪，而实居于优越之域”
，是必须看到的。
因之，就中国而言，“物质的生活，今日万不能屏绝勿用”
，例如，火车轮船不能不乘；电灯电话不能不用；个性自由不能不要；民主政治不能不行。
国人对此需根本觉悟，“期与彼西洋之动的世界观相接近，与物质的生活相适应”
，从而将传统静止的态度根本扫**。
《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的另一篇附录是评介《东方杂志》所刊，译自日人平佚的文章《中西文明之评判》[50]。
是文内容实为日人评价辜鸿铭对西方文化的批评。
辜氏夸大所谓“中国的精神文明”
，明显表露出隆中抑西的虚骄心态。
陈独秀对《东方杂志》译载是文十分不满，曾撰文质问《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是否与辜氏为同志。
[51]李大钊在附录中同样明确地反对辜氏的观点，并进一步强调了中国当务之急在于迎受西方文化。
他说：“西洋文明之是否偏于物质主义，宜否取东洋之理想主义以相调剂？此属别一问题。
时至今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以吸收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
“断不许舍己芸人，但指摘西洋物质文明之疲穷，不自反东洋精神文明之颓废。”
[52]由上足见李大钊中西文化观的个性：虽然与蔡元培一样，都主张中西文化融合，但由于强调了二者不宜等量齐观和必须对中国“静的世界观”
有“彻底之觉悟”
并自觉迎受西洋“动的世界观”
，其对中国文化批判与自省的力度，显然要大过于蔡元培；虽然与陈独秀一样，都看到了中国的落后，强调于西方物质文明“万不能屏绝勿用”
，因而不认同西方反省现代性思潮根本的思想取向，而坚持了新文化运动的方向。
但由于他肯定了中西文化各有长短、中西文化调和的必然性与中国文化“复活”
并将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再次作出重大的贡献，而与陈独秀不愿正视西方文化的弱点，简单否定中国文化，难免极端的思想主张，划开了界限。
可以这样说：在新文化运动主持者中，李大钊的中西文化观由于正视并吸纳了西方反省现代性思潮某些积极与合理的内涵，它较比更显冷静、理性和深刻。
由上可知，西方反省现代性思潮对新文化运动主持们者的影响，虽是因人因事而异；但是，就上述涉及进化论、宗教与情感、中西文化观等荦荦大者而言，已足令吾人看到了新文化运动除了传统描述的严厉、激进和不妥协的一面外，原来还有宽容、人性化与更为多样化、生动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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