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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名哲讲学与中共建立“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
思想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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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名哲讲学，人们既各是所是，各取所需，它在助益思想深化的同时，自然也加速了中国思想界的分化。
1925年胡适为《朝鲜日报》撰写《当代中国的思想界》，他介绍欧战后“中国的思想冲突”
，正是从名哲讲学说起。
他说：“中国青年人在欢迎约翰·杜威和罗素两氏时，西洋近代文化遭到攻击，这在多数人的心目中，自然蒙生了心理上的冲突。”
[1]梁启超等人固然缘是加固了自己新的思想支点，得以在新文化运动中独树一帜；原来新文化运动队伍中的陈独秀与胡适诸人，也因之催化，而渐行渐远。
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内部分化已有许多研究，这里不拟重复，只是强调一点，杜威的讲学显然加速了此种分化。
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胡适不仅担任杜威讲学的全程翻译，而且为了替他讲学预为铺垫，还专门撰写了《实验主义》等一系列文章，介绍和宣传杜威的理论。
这无疑会进一步提升他作为实验主义信徒的理论自觉；二是杜威讲学中的某些重要观点，径直启发或支持了胡适提出自己重要的新文化主张，加速了他与陈独秀诸人的异趋。
人们多注意到了1919年7、8月间发生的李大钊与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
之争，是新文化运动主持者思想分歧表面化的重要标志；但实际上，胡适随后于同年12月发表的著名长文《新思潮的意义》，更是他决心独树一帜的代表作。
胡适不赞成陈独秀将新思潮的意义仅仅归结为拥护科学与民主“两大罪案”
，而将之重新界定为“只是一种新态度”
——“评判的态度”
，即“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
继“问题与主义”
的争论之后，胡适要对新思潮的意义重新界定，显然意在调整或明确价值取向，为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指明自己认同的新方向。
所以，此文设计有醒目的副标题：“研究问题，引进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是文影响甚大，此后的事实说明，“整理国故”
正是胡适所提倡和坚持的新文化运动发展方向。
他自己也说：“这是我对于新思潮运动的解释。
这也是我对于新思潮将来的趋向的希望。”
[2]所以，《新思潮的意义》是胡适继“问题与主义”
之争后，对问题作进一步全面的和理论思考的结果。
它不啻是胡适的“文化纲领”
，在更加全面的意义上，成为了他与李大钊、陈独秀分道扬镳的分水岭。
值得注意的是，1919年9月20日至1920年3月6日，杜威作《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共16讲的长篇讲演，恰与胡适阐述上述的思想主张相呼应。
杜威在讲演中指斥马克思主义主张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
，无非是“极端的学说”
，且已成明日黄花。
他强调，实验主义才是可行的道路：“现在世界上无论何处都在那里高谈再造世界，改造社会。
但是要再造、改造的都是零的，不是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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