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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青年人的倾向自然最值得注意。
据廖仲恺观察，“现今之青年学生，确有倾向于社会主义”
。
他且认为，“中国将来之光，就是在这一点”
。
[80]少年中国学会的倾向也印证了他的观察——其会员郑伯奇总结内部的讨论，说：“那么，我们的主义不是明明白白地定了吗？要讲主义，应从社会主义起码。”
[81]尽管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尚多如雾中观花，但重要在于，它终究表明，欧战后随着世界潮流的大变动，国人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正进入了自已的转捩点。
由上不难看出，从打破“西方文明中心”
论，到普遍否定西方的资本主义，再到重新审视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并取向于社会主义，缘梁启超、李大钊为代表的反省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两种视角的交汇，欧战后国人的“对西方求解放”
，已彰显了宏富的时代内涵。
但是，我们在下文将会看到，二者毕竟不可同日而语，其分野客观存在。
国人“对西方求解放”
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并最终引出真正的善果，归根结底，还有赖于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抉择。
[1]陈独秀：《解放》，见林茂生等编：《陈独秀文章选编》（上），475页。
[2]章锡琛译：《白祸史》，载《东方杂志》，第10卷第3号，1913-09-01。
[3]［英］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冯建三译，1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4]1922年初，张君劢在中华教育改进社作《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的讲演，其中说：“乃至因战败后之失望，则以德国为尤甚，故甚至出了一书，名曰《欧洲之末运》。”
（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440页）同年10月李思纯在《学衡》第22期发表《论文化》，较具体地介绍了本书的内容，其译名为《西土沉沦论》。
《学衡》杂志自1928年1月第61期起，开始连载由张荫麟译的美国学者葛达德、吉朋斯合作的缩写本《斯宾格勒之文化论》。
[5]张荫麟：《斯宾格勒之文化论》之按语，载《学衡》，第61期，1928-02。
[6]伧父：《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载《东方杂志》，第13卷第10号，1916-10-10。
[7]坚瓠：《文化发展之径路》，载《东方杂志》，第18卷第2号，1921-01-25。
[8]参见梁启超在北高师史地学会的讲演《佛教东来之史迹》（载《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0-11-23）；陈嘉异的《东方文化与吾人之大任》（载《东方杂志》，第18卷第1、2号，1921-01-10、25）；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第1章《中国人种之起源》（载《学衡》，第46期，1925-10）。
[9]参见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1章，见《梁漱溟全集》，第1卷，344页。
[10]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1卷，343、352页。
[11]梁漱溟：《在晋讲演笔记》，见《梁漱溟全集》，第4卷，6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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