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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这是其时国人“对西方救解放”
思潮发展的逻辑必然。
从总体上看，国人对于此问题思考之逻辑起点，包含了双层质疑：其一，西方既已深陷危机，自顾不暇，焉能问道于盲？美国学者费侠莉曾指出，欧战所以成为中西知识分子交流史上的分界点，重要一点，就是随着此后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越多，后者在前者心目中的偶像地位便愈告瓦解。
他说：他们越来越多地看到了后者自身的弊端，“以及欧洲和美国对其自身前途的迷茫——这种对前途莫测的疑虑几乎与中国自己的疑虑一样”
。
[62]这是合乎实际的。
西方既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焉能问道于盲？杜亚泉很早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产生西洋文明之西洋人，方自陷于混乱矛盾之中，而亟亟有待于救济。
吾人仍希望借西洋文明以救吾人，斯真问道于盲矣。”
[63]战后考察过欧洲的陶孟和也持同样的观点：西方陷入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他们进行的路程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
，“我们弱小的民族自己不努力，反问他们去诉冤，求他们的帮助”
，此事何益？“我们现在也是山穷水尽的时候了，让我们大家一齐结合起来，去解决我们自己最迫切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罢”
！
[64]其二，无数的事实业已证明，近代中国效法西方，其结果都是失败的，足见此路不通，如何能不思变计？梁启超说，由于西方百年来自身正处于“一种不自然之状态中，亦可谓在病的状态中。
中国效法此种病态，故不能成功”
。
[65]梁漱溟好学深思，稍后他于其时自己与国人西洋梦破的心路历程的回想与检讨，就更显系统生动。
他说：“我们从事实上看，就可以见出来中国人于近几十年来处处是学西洋，步步是学西洋”
。
“自变法维新一直到现在，其中有好几次的变化”
。
“本来每一度的变，都是希望着能变成功，以为这样可就好了，就可以抵得住外国人，国内也可以从此太平了！
换句话说，这样一变，就能够适应这个新环境了……可是结果怎么样呢？事实俱在，我们无需讳言；所有的变化，可以说通统没有成功，通统没有变好”
。
[66]又说：自己在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还觉得中国民族的前途，“大致要如西洋近代或其未来模样，便是原书中所谓‘对西洋文化全盘承受’的一句话了”
。
“由今思之，这不是作梦发呆是什么？十一年以后，方渐渐对于一向顺受无阻的西洋政治理路怀疑起来，觉得‘这样办法恐怕不行’。
谁若没有梦想过西洋政治制度在中国的仿行实现，则他不注意这仿行的困难，实现的无望，自无足怪。
然而我是做过这迷梦来的；十数年间，眼看着事实上是怎样的格格不入，愈去愈远；如何能轻易放过而不深求其所以然？”
[67]是沉痛的历史教训击破了他的西洋梦。
梁漱溟的自白，深切可信。
上述两个层面的质疑，使国人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重新审视，从一开始便表现出了鲜明的历史反省的自觉。
与此相应，人们普遍强调思考中国的问题，应当具备世界的眼光。
梁启超说，只有了解了世界大势，才能回答：“我们做为国际团体一分子的中国，应该怎么样。”
[68]1921年新民学会讨论学会目标，有人主张用“改造东亚”
，毛泽东以为不妥，主张用“改造中国与世界”
。
他说：“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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