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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梁启超的概括，虽然也强调了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和弱小民族的压迫，但他显然没有认同李大钊、孙中山所体认的那种两大阵线鲜明对立的世界格局；尤其是他既不赞成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所谓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和必须争取俄国革命支持的观念，自然也匪夷所思。
梁启超的概括，先是在《欧游心影录》中提出的，后又在《为改约问题而敬告友邦》一文中加以重申；只是在后文中他特别提醒“友邦”
的“政治领袖们”
：布尔什维克主义正在中国蔓延，“是否该专替少数资本家打算利益，而置世界大势国家前途于不顾”
？[40]足见，避免革命（无论中国还是世界），恰是梁启超的基本诉求。
所以，对战后世界新格局的不同体认，不仅直接关乎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而且关乎其根本策略。
梁启超由自己对中国“地位”
的概括引出的主张中国走改良道路的选择，固然与李大钊、孙中山主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异其趋；而他幻想通过“敬告友邦”
的方式，表达自己希望列强不可“置世界大势国家前途于不顾”
的诉求，与后者彼此求同存异，以俄为师，联手共同推进国共合作，从而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的根本策略，同样不可同日而语。
1930年胡适在《我们走那条路？》中，曾指责国共合作进行暴力革命，是被俄国“牵着鼻子走”
。
[41]梁漱溟则有《敬以请教胡适之先生》一文，批评其不明事理，他说：“中国国民党所以不能不联俄容共，有十三年之改组，一变其已往之性质；中国近三数年来的所谓国民革命，所以不能不学着俄国人脚步走；盖有好几方面的缘由”
。
“事实所诏示，中国问题已不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而是世界问题之一部；中国问题必在反抗资本帝国主义运动下始能解决；由此所以联俄，要加入第三国际，要谈世界革命”
。
“先生不要以为暴力革命是偶然的发狂”
，“这在革命家都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
在没有彻底了解对方之前，是不能批评对方的；在没有批评倒对方之前，是不能另自建立异样主张的”
。
[42]梁漱溟本人不主张革命论，但他却实事求是地指出了：中国革命的缘起，乃是国共对战后世界新格局的共识之逻辑发展，其识见实在胡适之上。
人所周知，毛泽东曾多次谈到，缘十月革命，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主义，得以借唯物史观作为重新考察国家与民族命运的思想武器，中国革命的面貌因之焕然一新。
作为历史的亲历者，他的话不仅是表达了个人的真情实感，而且是一段真实和重要的历史记录。
梁启超诸人囿于唯心史观，终究未能把握历史的大趋势；而李大钊诸人坚持唯物史观，将时人关注的中西文化问题与中国社会现实的改造相统一，并在体认战后世界新格局的基础上，指明了中国革命的道路，确令迷茫中的国人耳目一新。
罗兰·斯特龙伯格在《西方现代思想史》一书中，在谈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西方风行时说：“马克思主义宣称，经济生产方式基本上决定了社会、政治、文化的形态。
这意味着，现实地说，现存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价值观不是永恒的，而仅仅是阶级统治的烟幕。
他们所谓的永恒的经济法则只是适用他们自己的经济体制。
对正统信条的颠覆恰恰成为马克思主义对不满现状的知识分子的一个魅力。”
[43]唯物史观作为科学的思想武器，在其时的国人中，同样富有魅力。
陈独秀说，唯物史观的要义是告诉我们，历史上一切制度的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的变化而变化的；正是缘此，我们“可以学得创造历史之最有效最根本之方法，即经济制度的革命”
。
[44]毛泽东也说，1920年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最正确的解释，从此以后，从没有动摇”
。
[45]李大钊则指出，“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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