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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如是，而后新文化运动之取径，可略得而言矣。”
[6]这里的“真义”
，显然是体现了“对传统求解放”
与“对西方求解放”
，两大思想解放向度的自觉。
同时，也缘是可知，“五四”
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实较传统的认知，具有远为宏富的时代内涵。
长期以来，人们只强调前者，而忽略后者，显然是不全面的。
必须看到，欧战后，国人“对西方求解放”
思潮的兴起，体现了新文化运动对自身的可贵超越；而“对传统求解放”
与“对西方求解放”
，二者间的张力与搏击，正构成了不断推进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深入发展的内驱力。
也惟其如此，由于传统惰性的影响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状况将长期存在，这便决定了，在今天，理性地保持二者间的此种张力与搏击，仍为促进国人思想解放和永葆思想活力所必需。
[1]梁启超：《在讲学社欢迎罗素会上的致辞》，载《晨报》，1920-11-10。
[2]恽代英：《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见张注洪、任武雄编：《恽代英文集》，下卷，826～8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美］约瑟夫·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345、113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4]鲁振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解读史中若干问题考察》，见鲁振祥：《史事追寻——中共思想史上若干问题》，14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5]梁漱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见《梁漱溟全集》，第5卷，112页。
梁漱溟此文虽写于1930年，但他自己后来曾强调，“这里面的见地和主张，萌芽于民国十一年，大半决定于十五年冬，而成熟于十七年”
。
（《乡村建设理论自序》，见《梁漱溟全集》，第2卷，144页）
[6]潘公展：《从世界眼光观察二十年来之中国》，载《东方杂志》，第21卷第1号，1924-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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