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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具体的文化变革与整体的文化运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两件事。
“何也，文化者无论寄于何事，其事要贵纵不贵横，贵突不贵衍，贵独至不贵广谕。
而运动则非横非衍非广谕，其义无取”
。
胡适诸人既讲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又讲文化运动，混淆二者，在思想方法上犯了错误，实陷于二律背反，必然种瓜得豆：“若果如所求，将志纵得横，志突得衍，志独至得广谕，如吾国今日之白话文之局势焉，无可疑也。”
据此，他断言：“要之，文化运动，乃社会改革之事，而非标榜某种文学之事。
凡改革之计划，施于群治，义于文化有关，曲折不离其宗者，从社会方面观之，谓之社会运动；从文化方面观之，谓之文化运动。”
[10]章士钊以为文化运动涉及社会改革与群治，从社会方面看，就是社会运动的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问题在于，其立足点却是否定新文化运动本身，所以他极力抹杀文学革命、白话文，以为不足称新文化运动。
这不仅显然是不对的，而且也与他上述的逻辑不合，因为所谓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本来就不是单纯的文化问题。
身为新文化运动“总司令”
的陈独秀，对人们混同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的概念，大不以为然。
他在“五四”
后专门发表了《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两篇文章，力排众议，提出了一个全然相反的观点：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是两回事，不容混淆。
陈独秀说：“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本来是两件事，有许多人当做是一件事，还有几位顶刮刮的中国头等学者也是这样说，真是一件憾事！”
文化是相对于政治、经济、军事而言的。
文化运动是什么？它就是文学、美术、音乐、哲学、科学一类的事；社会运动是什么？它就是妇女问题、劳动问题、人口问题一类的事。
将政治经济军事等都拉在文化里，文化运动岂不成了“武化运动”
了？创造文化是民族艰难的伟业，非短期所能凑效的。
“这几年不过极少数的人在那里摇旗呐喊，想造成文化运动底空气罢了，实际的文化运动还不及九牛之一毛”
。
简单指责文化运动与以文化运动自居的人，都不免把文化看轻了。
一个人有精力，固然可以兼做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两方面的事情，新文化运动也应当积极影响于政治、经济诸方面，但这些并不说明两者是一回事。
陈独秀最后强调说：“最不幸的是一班有速成癖性的人们，拿文化运动当做改良政治及社会底直接工具，竟然说出：‘文化运动已经有两三年了。
国家社会还是仍旧无希望，文化运动又要失败了’的话，这班人不但不懂得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是两件事，并且不懂得文化是什么。”
[11]若以为陈独秀的见解是在标新立异，就未免低估了他。
从广义上说，文化运动是可以视为社会运动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章士钊的上述观点具有自己的合理性；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说，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包括文学、艺术、哲学等在内的文化属意识形态，为社会的上层建筑，而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所形成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则构成了社会的经济基础。
二者分属不同的社会范畴，虽相辅相成，但归根结底，后者的变动是决定性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运动属意识形态范畴，与涵盖面更广的社会运动，应是两个概念。
陈独秀说文化运动就是指文学、美术、音乐、哲学、科学一类的事，强调的正是狭义的文化运动。
陈独秀发表上述文章的时间，分别是1920年4月与1921年5月，这正是他确然转向马克思主义，接受唯物史观并已开始着手组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重要时期；由是可知，陈独秀强调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是两回事，文化运动不可能成为“改良政治及社会底直接工具”
，就不仅有其正确的理论依据，而且其潜台词显然是要强调：由新文化运动发展到社会运动，还有一段路要走（尽管文章似乎在强调不能小看了文化）。
[12]
与此同时，瞿秋白在1920年初也发表了《社会的牺牲者》与《文化运动——新社会》两篇文章，提出了相类的见解，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这一点。
瞿秋白指出：“从文化运动，直到社会运动，中间一定要经过的就是一种群众运动”
，中国“现在正到了群众运动与社会运动杂糅的时代。
其实所谓社会运动往往仍旧是群众运动的性质”
。
群众运动的特点是充满**、轻信与从众心理，缺乏理论指导与坚定的信仰。
而社会运动则关注“制度的改革，习惯的打破，创造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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