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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就以为，“今日中国，实不宜轻言政治运动，须从文化运动生计运动社会改良运动上筑一基础，而次乃及于政治”
。
[25]他显然也是将文化思想视为政治的基础。
《新中国发刊词》对此讲得更具体：“若思想变，而政治、道德、学术皆应之，是宜其有是无非，有善无恶矣”
。
故以新思想而造新政治，其势顺；以新政治而造新思想，则其势逆。
“夫既以新思想为造新政治、为造新道德、为造新学术之前提，试循因以求其果，则灿烂光明之中国，且不期而涌现乎大地之上。”
[26]
以新思想新文化求中国政治的改良，即借思想解决问题，这是新文化运动初期的主张。
此期它仍有很大的市场，这与杜威在华讲学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恽代英在日记中写道：“若愚说，杜威现在亦成了中国的偶像，因为差不多我国人对于他的话没有批评，只有承受。
这话实在很有道理。”
[27]其时，杜威在他的《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讲演中说：经济、政治不可能离开知识、思想、精神而独立。
“不是先有知识、思想、精神的变迁，决不会有工业的革命”
。
“知识、思想、精神的生活，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基础。”
[28]他强调的观点，恰恰是：文化思想是政治经济之母。
杜威的讲演由胡适任翻译，后在各报刊登载，其影响广泛，当不难想见。
但是，经五四运动之后，此种观点无可避免地被超越了。
诚之就曾批评胡适、蒋梦麟反对学生参加游行罢课的观点，他说：“予非认政治万能。
然谓既为共和国民，则决不能不谈政治。
而既为政治运动，因一失望而立刻退缩，置政治问题于不问，而思改为他方面之运动，则断然不可。
今日应行之事甚多，而政治实为其中之重要者。”
[29]胡适身边的朋友，对他的观点也有持异议者，例如，常乃惪批评说：“我认为民国六年的时代从政治鼓吹到思想文艺是很正当的，现在却又应当转过来从思想文艺鼓吹到政治才行”
。
“我们现在只能走这政治的一步，过了这一步再走到工艺的一步，只有科学工艺是康庄大道，但你非过了这政治的一关不成。
——则《努力周报》的功劳必不在《新青年》之下。”
[30]丁文江的批评更尖锐：“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
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
。
“不要上胡适之的当，说改良政治先要从思想文艺入手！”
[31]其时更多的报刊也都在疾呼变革中国政治，反对漠然视之；不过，除了陈独秀，人们都未能从理论的层面上，正面批评胡适的观点。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强调“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32]其观点当与胡适并无二致；但是，在他转向马克思主义，接受唯物史观之后，二人的观点便成了针锋相对。
陈独秀指出，唯物史观的要旨之一，就在于能科学地“说明人类文化之变动”
，它强调“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人的生活，倒是人的社会生活决定人的意识”
。
[33]正是据此，陈独秀断言：“政治、实业、交通，都是我们生活所必需，文化是跟着他们发达而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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