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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了几千年的历史、思想、宗教、美术、政治、法制、经济的材料；这些材料都在那里等候我们的整理；这个无尽宝藏正在等候我们去开掘。
我们不可错过这种好机会；我们不可不认清我们‘最易为力而又最有效果’的努力方向。”
[61]1923年1月胡适发表著名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被学者认为是大规模整理国故运动开始的宣言书；[62]而胡适本人，则不无自豪地认定，这是他倡导的新文化运动的新趋向——整理国故运动，终成气候的标志：“我之所以不厌其详的来讨论这一《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也就是说明在我们的《新青年》那个小团体解散以后，这个语文运动便已在向全国进军，并在文学上作其创造性的努力了。
这一运动已不限于少数大学教授来起带头作用。
大学教授们（尤其是北大教授），定下心，整理国故，对整部中国文化史作有系统的整理，正是这个时候了。”
[63]胡适并无夸大其词，在《新思潮的意义》发表之后，整理国故的学术研究确实浸成了一种潮流。
1920年郑贞文说：“近来‘提倡学术’四个字，亦成新文化运动者的口头禅。
新出版的新闻杂志，组织的团体学会，无一不以学术为号召”
。
“文化运动不要忘却了根本上的学术研究”
，不然，真要应了“只见运动不见文化”
的话了。
[64]1924年郭沫若则指出：“整理国故的流风，近来也几乎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共同色彩了。”
[65]迨1928年，傅斯年更在惊呼：“谈整理国故者人多如鲫”
了。
[66]
其三，强调超越新文化运动，主张转向社会革命。
陈独秀、瞿秋白强调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的区分及其前者趋向后者的必然经历的过程，已经蕴含着新文化运动终将被超越，一场新的社会运动将继起的意向，是十分明显的。
1919年8月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在回应胡适，谈到中国问题“根本解决”
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时，紧接着的一段重要的话，常被人忽略了：人们注意了唯物史观关于经济是基础的观点，而对它的另一学说即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说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能实现，也不知道迟了多少时期”
。
“我们应该承认：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办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
[67]他强调要实现“根本解决”
即“经济的革命”
，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作必要的准备——“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
。
在这里，李大钊实已指明了：新文化运动的正确趋向，应是转向工人运动与社会革命。
如果我们注意到其时的国人还多沉湎于以下的理想：“考察旧社会的坏处，以和平的，实践的方法，从事于改造的运动，以期实现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
；[68]那么我们便不难理解，迨1920年5月之后，陈独秀在上海着手组建中国共产党，并发出这样的声言：“我们为什么要革命？是因为现在社会底制度和分子不良。
用和平的方法改革不了才取革命的手段”
，他的历史角色开始由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
，转向中共的总书记，新文化运动之被超越，代之而兴的是一场全新的社会革命运动，就是显而易见的了。
上述普及新文化、整理国故以提高学术和转向社会革命的三种取向，说到底，乃是两种：扩大与深化新文化运动自身；超越新文化运动，转向社会革命。
[69]值得注意的是，实际上当时已有人指出了这一点。
1923年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此次北大二十五周年纪念的纪念刊，有黄日葵的《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演进中的北大》一篇中有一段，说：‘五四’的前年，学生方面有两大倾向：一是哲学文学方面，以《新潮》为代表，一是政治社会的方面，以《国民杂志》为代表。
前者渐趋向国故的整理，从事于根本的改造运动；后渐趋向于实际的社会革命运动。
前者隐然以胡适之为首领，后者隐然以陈独秀为首领，……最近又有‘足以支配一时代的大分化在北大孕育出来了’。
一派是梁漱溟，一派是胡适之；前者是彻头彻尾的国粹的人生观，后者是欧化的人生观；前者唯心论者，后者是唯物论者；前者是眷恋玄学的，后者崇拜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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