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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思想分歧中孕育着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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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
后，“新文化运动”
概念的产生及其关于“新文化运动”
的热烈讨论，不仅反映了时人对“五四”
前后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变动的理解与把握，而且也反映了此前未曾正名的“新文化运动”
已超越单纯追求思想解放的范畴，跃进到了探求社会改造，谋求“直接行动”
的阶段。
正是在这个更加完整的意义上，我们说，新文化运动构成了其后中国大革命勃然兴起的思想先导。
这场讨论参与的报刊甚多，持续的时间长，它有力地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声势与影响。
时人将身在其中的新文化运动的本质，概括为“社会改造运动”
，并强调其思想的指导与批判的锋芒，是科学、民主与“重新估价一切”
的“评判的态度”
，也不仅十分准确，而且难能可贵。
讨论探讨了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现实政治的关系以及中国的根本出路等重大的问题，并逻辑地引出了新文化运动发展的三大取向：普及文化、提升学术与转向社会革命。
从其后的历史发展看，三大取向虽不应等量齐观，但无疑都有自己的历史合理性。
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社会革命取向，其最终的善果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和根本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这固不待言；但前二者的历史合理性也不应轻忽。
陈独秀当年的意见是对的：肯定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的区别，绝不意味着可以轻忽文化运动的意义以及创造民族文化的伟大和它的艰巨性。
“一个人若真能埋头在文艺、科学上做工夫，什么妇女问题、劳动问题，闹得天翻地覆他都不理，甚至于还发点顽固的反对议论，也不害在文化运动上的成绩”
。
[1]准此以观，新文化运动推动了思想解放的潮流，加速了白话文、新文学以及教育与科学的广泛传播与发展，其于中国新文化的普及，可谓功莫大焉。
胡适推动的整理国故运动，如何促进了中国现代学术的转型与发展，在当时即有很高的评价。
1924年潘公展在《东方杂志》20周年纪念号上发表长达三万字的长文，对新文化运动有全面的评点，其中说：“（整理国故）未始不足为东西文化开一沟通之路，造一熔铸之炉。
果尔，中国新文化运动之价值，又不当仅凭中国学术界所受之影响而估计，世界文化之别有天地，亦未始不赖乎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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