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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社会主义的倡说，在中国并不能算是无病呻吟”
。
[3]由此足见，反省现代性与“五四”
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实际上并非对立，其能构成李大钊、陈独秀最终归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铺垫，也自有其内在的必然性。
但是，同样主张反省现代性的梁启超诸人，终究与李大钊、陈独秀异趋，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原因何在？笔者以为，二者的分际在于是否认同唯物史观。
陈独秀、李大钊认同唯物史观，甚至借反省现代性观点为之辩护；而梁启超诸人对于唯物史观，却是坚决反对的。
例如，梁启超就认为，所谓唯物史观就是机械论，就是相信“命定主义”
。
他说：“唯物史观的人们呵，机械人生观的人们呵，若使你们所说是真理，那么，我只好睡倒罢，请你也跟我一齐睡倒罢。
‘遗传的八字’、‘环境的流年’，早已经安排定了，你和我跳来跳去，‘干吗’？”
[4]
明白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美国学者列文森的以下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一个地道的中国反传统主义者在情感上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因为西方太富有侵略性了，所以，五四运动中的那些不加掩饰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反传统主义者必然成为共产主义的先驱——先驱和当然的牺牲品。”
[5]反传统主义者与共产主义并无必然的联系，钱玄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同时，将近代先进的中国人转向马克思主义仅仅归结为民族的情绪使然，也并不足以说明问题。
要言之，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虔诚的追随者到认同反省现代性、批判资本主义，再到皈依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李大钊、陈独秀思想此一共同的思想进路，既合乎其自身发展的逻辑，同时也集中代表和突显了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思潮变动的鲜明主线。
他们最终归向马克思主义，既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善果，同时，也是整个西方现代思潮变动影响中国的必然结果。
[1]蒋梦麟：《西潮》，115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2]［日］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96页。
[3]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4卷，738～739页。
[4]梁启超：《非“唯”
》，见《饮冰室合集·文集》（41），8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5]［美］约瑟夫·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3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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