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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将欲制造之，则不可无其药料与其机器。
人民以国家为己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药料也，使国家成为人民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机器也。
[3]
很显然，在这里，所谓“中国魂”
、“国魂”
，就是指中国的民族精神。
尽管他说“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
，尚不免失之于狭；但他一针见血，强调“中国魂”
的核心是“爱国心与自爱心”
，却是十分深刻的。
其后，在不同的语境下，梁启超先后还使用了“中国武士道”
、“国民之元气”
、“精神之精神”
、“根本之精神”
、“国民之精神”
、“民族的活精神”
、“民族精神”
、“独立之精神”
、“国性”
、“国民之特性”
等概念来指称中国的民族精神，其表述也愈益完整。
例如，1902年他在《新民说》中写道：“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
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
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
我同胞能数千年立国于亚洲大陆，必其所具特质，有宏大高尚完美，厘然异于群族者，吾人所当保存之而勿失坠也。”
[4]1912年，梁启超在《庸言》上发表《国性篇》，这是他一生论述民族精神问题最为系统的一篇文字。
梁启超在文中说：“国于天地，必有与立。
国之所以与立者何？吾无以名之，名之曰国性”
。
国性之形成，缘于种族、地域、历史诸因素。
“人类共栖于一地域中，缘血统之（耳而）合，群交之渐靡，共同利害之密切，言语思想之感通，积之不知其几千百岁也，不知不识，而养成各种无形之信条，深入乎人心……熔冶全国民使自为一体而示异于其他也”
，[5]故一国之语言、宗教与习俗，最能反映一国之“国性”
。
1915年，他在《大中华发刊辞》中再次谈到了“国性”
：“国之成立，恃有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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