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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五四”
后蔡元培苦口婆心劝导学生退出政治运动，以学业为重的原因所在。
他在告全国学生书中说：“读诸君十日三电，均以‘力学报国’为言，勤勤恳恳，实获我心。
自今以后，愿与诸君共同尽瘁学术，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国文化前途百年大计。”
[58]
时人关于新文化运动发展趋向的各种主张，说到底，只是两种：扩展和深化新文化运动与超越新文化运动而转向社会革命。
诸家之言，不应等量齐观，但无疑都有自己的合理性。
人们尽可以批评蔡元培轻忽政治，不免有失幼稚；但是，仅就发展新文化运动本身而言，他强调，中国新文化的建设，归根结底，有赖于新教育的普及与发展，却是不磨之论。
缘上可知，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学，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和示范区，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为新文化运动指明了思想解放应有和更高的境界，终至坚持新文化运动的趋向在发展教育，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思想主张，一脉贯通，成一家之言。
但我们还需指出：蔡元培将反省现代性的视角引入新文化运动，不仅愈显个性，而且进一步丰富了新文化运动的内涵。
[1]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2卷，400页；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中），16。
[2]蔡元培在自传中说：“孑民是时持论，谓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
此后北京政府，无可希望，故抛弃京职，而愿身于教育云。”
（《蔡元培全集》，第3卷，320页）
[3]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中），18页。
[4]转引自唐宝林、林生茂：《陈独秀年谱（1879—1942）》，65页。
[5]蔡元培：《对于送旧迎新二图之感想》，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2卷，470页。
1916年，蔡元培与陈独秀分别发表了《对于送旧迎新二图之感想》、《袁世凯复活》（见氏著《独秀文存》），评论“袁世凯现象”
。
[6]陈独秀：《袁世凯复活》，见《独秀文存》，89～90页。
[7]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上），632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8]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271页。
[9]同上书，10页。
[10]冯友兰：《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见《三松堂全集》，第14卷，217页。
[11]郑天挺：《蔡先生在北大的二三事》，见蔡建国编：《蔡元培先生纪念集》，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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