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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这是合乎实际的。
但是,就《东方杂志》而言,其由“醉心日本”
转变到警惕并进而自觉地批判日本的侵华野心,毕竟经历了一个不短的过程。
迄1915年前,其“醉心日本”
的倾向虽在日渐淡化,也有个别文章对日本的野心曾表示了某种担忧;但从总体上看,毕竟对日本的侵略野心缺乏应有的警觉,甚至没有发表过一篇由国人撰写的正面揭露和批判日本侵华野心的文章,更多的文章包括译文在内,是在“客观”
地介绍日本在满蒙地区及韩国的所谓“调查”
、“开发”
,甚至不乏称颂之词。
[17]1907年发表的梁启超《中日改约问题与最惠国条款》一文,还在强调日本对华友好,不存“歧视”
,相信日本能带头推动列强取消对华最惠国条款。
[18]1911年虽译载俄刊文章《日本之帝国主义》,但译者却在“按语”
中强调说:“其说之当否,姑置不辨。”
[19]刊物立场之游移暧昧,足见一斑。
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图穷匕首现,舆论哗然,激起了全国抗议的浪潮。
《东方杂志》“醉心日本”
之梦,才随之真正幻灭。
1915年4月主编杜亚泉(高劳)发表《日本要求事件》长文,明确指出:日本的国策就是“执行扩张主义,以准备战争”
。
他说,甲午之役,日本割占台湾,因三国干辽,未得展其夙愿,但要求福建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并终通过日俄战争占有了东北权益。
此次它提出“二十一条”
,就是想利用欧战乘机控制中国:“此次欧战发生,日本既加入协约国方面,以兵力攻取青岛。
其政府官僚,乃以此为解放对华问题之适当时机,要求条件,遂乘时提出矣。”
[20]前后相较,其持论差若天渊。
至此,《东方杂志》早期缘日俄战争浸成的所谓中日并兴共赢的心理期待,既烟消云散;其后,尤其经五四运动之后,随着中日关系发展到新阶段,它便得以进而形成自己清醒理智的日本观。
[1]《日俄交涉决绝始末》,载《东方杂志》,第1卷第1号,1904-03-11。
[2]《日本致胜之由》,载《东方杂志》,第1卷第5号,1904-07-08。
[3]《论中国前途有可望之机》,载《东方杂志》,第1卷第3号,1904-05-10。
[4]翰富:《论日胜俄后列强于亚东之现象》,载《东方杂志》,第2卷第9号,1905-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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