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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他撰《爱国论》，如上述倡言爱国者必自兴民权始，已反映了这一点。
1902年复撰《新民说》。
广智书局后发行《中国魂》单行本，即为《新民说》的一部分。
而梁启超以为“中国魂”
就是国人的“爱国心”
。
[6]所以，《新民说》虽有丰富的内容，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它是在强调要培养与造就具有现代爱国精神的国民。
在《新民说》中，梁启超思想之激烈程度更达到了顶点。
他强调，国家不同于朝廷，前者如公司或村市，后者则为公司事务所或村市会馆，二者性质、轻重不同，应以哪个为本，“不待辨而知”
。
故有国家思想者，常爱朝廷，而爱朝廷者，未必皆有爱国思想。
“朝廷由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
朝廷不以正式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蟊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
梁启超显然是认为现在由西太后控制的朝廷是非法的，无可爱的，所以他断然说：“然则救危亡求进步，道将奈何？曰：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
如若必要，行“有血之破坏”
，[7]也在所不惜。
不仅如此，梁启超在文中还充分肯定立宪、革命两派都是出于爱国的热忱，对于立宪、革命两主义，表现出了包容的态度，甚至主张二者应“互相协助”
。
他说：“今日之中国，宜合全国上下以对列强者也，藉曰未能，亦宜合全国民以对付政府。
立宪革命两者，其所遵之手段虽异，要其反对于现政府则一而已。”
[8]足见其倾向革命，难怪乃师康有为大为震怒了。
但是，1903年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又突然发生了大转折，先前所谓的“破坏主义”
“排满革命”
，全行放弃，退回渐进立场，而与革命派对立。
对此学界已有太多的论述。
从总体上看，人们多将之归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革命形势高涨引起的忧虑；师友的劝说；美洲游历的影响。
[9]但是，迄今尚未见有人从梁启超爱国思想自身逻辑的角度立论。
在梁启超爱国主义的思想中，有一重要的观点值得重视，即认为爱国是绝对，谋国的政策是相对，只要是真正的爱国者，见智见仁，不妨殊途同归。
1902年，他在《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中即提出：“真爱国者，其所以行其爱国之术者，不必同，或以舌，或以血，或以笔，或以剑，或以机；前唱于而后唱喁，一善射而百决拾，有时或相歧相矛盾相嫉敌，而其所向之鹄，卒至于相成相济，罔不相合。”
[10]1905年，他又在《德育鉴》中说：“此言为道与为学，两不相妨也……如诚有爱国之心，自能思量某种某种科学，是国家不可缺的，自不得不去研究之。
又能思量某种某种事项，是国家必当行的，自不得不去调查之。”
“则其所以救国者，无论宗旨如何，手段如何，皆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也。”
[11]直到晚年，他仍持同样的观点：“政策无绝对的是非利害，只要是以国家为前提，则见仁见智，终可以有两相反的议论，而彼此都不失为爱国者。”
[12]由是以进，我们对于梁启超，便可有进一步“同情的理解”
。
1903年梁启超游美，曾与各埠华人有广泛的接触，由是生两大观感：一是华人富有爱国心。
他说：“（哈佛）全市华人不过百余，而爱国热心不让他埠。”
尤其是容闳先生已76高龄，“舍忧国外无他思想，无他事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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