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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不难理解，缺乏对后者全面的理解与把握，我们对于前者的认识，也难以是全面和深入的。
作者对于上述问题的理解与研究的展开，实有一个过程。
《欧战后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一文，发表于1997年，现在所以收为本书第一篇，是为了更好体现作者思路形成的完整性。
这篇文章注意到了战后欧洲弥漫着悲观的情绪，“理性破产”
论风行一时，它反映了许多欧人对自身的文明失去了信心。
“欧洲中心论”
由此发生动摇，同时也开启了东西方文化对话的历程。
作者虽然第一次注意到了将欧战后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与欧洲的思想动向相联系，但并没有形成“西方现代社会文化思潮变动”
的完整概念，也尚未提出“反省现代性”
的取向问题。
直到2005—2006年发表两篇文章，即《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与《欧战后梁启超的文化自觉》，才自觉和完整地提出了上述的概念。
新时期以来，人们超越了传统的偏见，肯定梁启超同样是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代表性人物，这已成共识；作者的上述这两篇文章的贡献在于，不仅肯定梁启超同样是新文化的健将，而且强调指出，游欧归来的他，由于站立在了西方反省现代性新的思想支点上，其重新审视中西文化的见解，便具有了独特的个性和自身的合理性。
它反映的是“文化的自觉”
，而非文化的倒退。
文章不是满足于举例证明任公还是主张新文化的，而是将问题置于欧战后西方现代社会文化思潮变动的大视野下加以考察，它力图彰显一种新的研究视角。
这努力受到了学界的关注。
其时，作者所以能形成这样的视角，实受两个因素的启发。
一是所谓“现代性”
问题正是当时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二是有幸读到了美国学者艾恺的著作《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一书。
前者主要是讨论“现代性”
的概念与所谓中国的“现代性”
问题。
我借用了“现代性”
一词，但于其概念的界定，却是认同艾恺的说法。
在我看来，他所说的“现代化”
，其实就是我所理解的“现代性”
：是指自启蒙运动以来，以役使自然、追求效益为目标的系统化的理智运用过程。
艾恺关于西方自文艺复兴以降，其文化的发展即伴随着“现代化”
与“反现代化”
两大思潮间纠结的宿命论见解，对于作者有更大的启发。
后来，艾恺在采访晚年梁漱溟过程中，将其见解又作了进一步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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