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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有人就认为，是欧战“重新引动了中国人的傲慢心”
，因之“‘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居然成了中国新思潮中的问题”
。
[8]胡适也指出，欧战后西洋人对自己的文化“起一种厌倦的反感，所以我们时时听见西洋学者有崇拜东方文明的议论。
这种议论，本来只是一时的病态的心理，却正投合东方民族的夸大狂，东方的旧势力就因此增加了不少的气焰”
。
[9]这种说法不仅抹杀了许多主张复兴中国文化的本国人士的意见，甚至也将包括罗素、杜威等在内肯定过中国文化优长的许多西方学者的意见一并抹杀了。
上述的判断不能说没有自己的一点合理性，但从根本上说，却是以偏概全，从而忽略了欧战后世界历史发生重大变动的一个重要侧面：世界文化的对话。
欧战所以成为世界历史的转变点，还包含着这样一层意义：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它以极其尖锐的形式表明，人类的命运休戚相关，“环球同此凉热”
。
而战后诸如国际联盟一类世界性组织的出现，也说明人类已自觉到有协商解决共同性的世界事务的必要（尽管“国联”
在其时实际不过是列强的联盟）。
这在观念形态上，便是表现为文化观念的变动。
英国文化人类学家雷蒙·威廉斯说：“文化观念的历史是我们在思想和感觉上对我们共同生活的环境的变迁所作出的反应的记录……文化观念是针对我们共同生活的环境中一个普遍而且是主要的改变而产生的一种普遍反应。
其基本成分是努力进行总体的性质评估……文化观念的形成是一种慢慢地获得重新控制的过程。”
[10]所谓世界文化的对话，说到底，就是战后人类在肯定世界文化多元发展的基础上，开始谋求综合东西方文明的智慧以解决全球性共同问题的过程，它所反映的正是文化观念的变迁。
只是因具体的场景不同，战后东西方民族在走向世界文化的对话的过程中，其文化观念的变迁表现出了相异的态势而已。
在西方，它表现为许多有识之士摆脱“西方中心”
论，开始以平等的心态研究和借鉴东方文化。
数世纪以来，欧化东渐的过程也就是西方资本主义推行殖民扩张政策，迫使东方屈服于西方的过程。
由是，在西方民族中便形成了以自己的价值观衡量一切，无视东方文化根深蒂固的所谓“西方中心”
论。
战后欧人对西方文明躬身自责和称誉东方文明，不应当简单地都归之于“一时病态的心理”
，其中许多有识之士确是基于对大战的反省，进而对东西文化重新进行了“总体的性质评估”
，获致了新的认识。
《西方文明史》的主编马文·佩里指出：毫无疑问，任何能允许如此毫无意义的大屠杀持续四年之久的文明，都已经表明了它弊端丛生，正走向衰败。
所以，“大战之后，欧洲人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文明有了另外的一种看法”
，即不再自信西方文化是首善的了。
[11]在此种新的认识中，最为深刻也最具勇气的见解是斯宾格勒在其名著《西方的没落》中提出的，这就是：明确反对“西方中心”
论，承认世界文化的多元发展。
他写道：“这种使各大文化都把我们当作全部世界事变的假定中心，绕着我们旋转的流行的西欧历史体系的最恰当的名称可以叫做历史托勒密体系。
这本书里用来代替它的体系，我认为可以叫做历史领域的哥白尼发现，因为它不承认古典文化或西方文化比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等占有任何优越地位——它们都是动态存在的个别世界，从分量看来，它们在历史的一般图景中的地位和古典文化是一样的，从精神上的伟大和上升的力量看来，它们常常超过古典文化。”
[12]
斯宾格勒的观点在西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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